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 《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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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 《2002—2003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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