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高级职称评审制度

每当听人抱怨今天的文化状况太糟糕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样一种屡次听人描述、自己也亲眼目睹过的场面：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一边是论文作者殷切、紧张的神情，一边却是若干答辩委员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套话，态度既不认真，学术上更是隔膜，旁听席上响起掩饰不住的失望的哈欠声，更有人起身离去，开门关门，一片声响……当然，在今日的种种文化和学术活动中，这远不是最斯文扫地的场面。身为学者，多年写不出一篇有新意的论文，却以充当跟班为荣幸；自己不做一次实验，却傲然将名字签在研究报告的最前面。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今天的多数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和高级工程师，都还是相当优秀的。但恐怕也得承认，那种无论学识还是品格都难当此任，却依旧顶着高级职称的名义而毫无愧色的人，已经不在少数。有人说，今天只有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还能经得起打假的检验，言下之意，其他品类都早已真伪混杂了。即使这话只说中了一半，已足够令人惊心，何况很可能，被它说中的还不只一半。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合格的人当中，大多数都不是靠了塞钱送礼、伪造学术成果之类的不正当手段，才混上高级职称的，恰恰相反，他们都经过一级一级的评审，是依照完全正当的程序，由各级学术委员会授予高级职称的。所以，问题就并不在这些申报者的缺乏自知，而在整个评审制度的混乱和颟顸。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需建立一套专门的制度，来评价知识的创造、生产和传播，学术和专业技术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的评审制度，则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像研究基金的分配或学术成果的评奖那样，每每只针对具体的知识行为，它直接指向这些行为的主体，指向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人。通常都是由它来挑选和决定，哪一些人有资格主持和引导知识的生产，它的影响就相对更加持久。尤其是中国这样高度集权的社会，职称评审制度深嵌于整个政府的人事制度之中，差不多垄断了评价人的学术和专业水准的全部尺度，它对整个社会的知识状况的影响，更是极为深远。可是，在今天，这一套评审制度通常是怎么运作的呢？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大学文科职称评审的情形来说吧：首先，它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评审。教授、副教授之类的职称，并非仅仅系之于教师的学术造诣，还同时联系着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态度，乃至年龄和健康状况；将某人评为教授，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授予一个学术职称，而同时意味着给他一系列相应的工资、住房及其他福利待遇。因此，职称事实上可以代表大学乃至国家体制对一个教师的综合评价，而绝不只是学术上的评价。其次，这评审并非由某些个人系主任或院长单独决定，也不是由譬如日本那样的教授会来决定，而是由一层一层、常常多达十余人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进行。这种委员会通常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已经获得高级职称的普通教师；另一部分是行政主管从系主任到校长和党委书记从系总支书记到校党委书记。人数上前者略多，但委员会的主持者，概由后者担任。显然，这样的人员构成，正能够从组织上保证前述评审特点的顺利实施。

你当可想象，如此评选出来的人会是怎样的多种多样。其中当然会有在学术上确实优秀的人，但也会有一些学术上不怎么样，而其他方面却有所长的人。或者是资历较老，或者是人缘较善，或者是担任各级领导，如校长、书记之类，或者是服从组织调配，如改换专业、支援非教学工作，如此等等。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单是因为积极献身某项政治运动，或是因为申报多次而未能评上，都可能获得优先照顾。我就见过这样的场面：职称申报会上，某位教师主动谈及自己上一次落选以后的恶劣心绪，谈及自己的工龄和疾病，语调几至哽咽，听讲的评审委员亦无不动容，最后果然以高票通过……

这样的评审制度和评审结果，自然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它和４０年前指斥白专道路的风气一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通行的文化制度，如教育制度、研究院制度、文学、艺术、新闻和出版制度，等等，基本上是从欧美包括前苏联搬移来的，它对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又有许多别样的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承和创造的独立性。还是以大学为例。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愈益意识到自己早已被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样自外于世界；而一旦要与世界接轨，大学就势必逐渐丧失７０年代那种以培养白卷英雄为目标的气概，开始顺应现代教育制度的若干基本要求，甚至部分接受西方通行的大学评估标准，这在前几年的２１１评审活动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这样一来，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深刻矛盾，也随之暴露无遗。比方说，一方面继续保留专业职称评审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认定高级职称应该代表学术上的优异成就；一方面继续标举研究生教育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生教育是为了造就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并因此规定，只有在学术上特别出色的教师，才能担任研究生的导师……这就把水搅得更混了。既然高级职称是代表了学术上的高水平，那些其实是凭了其他条件而晋升教授的人，便很容易丧失自知之明，固步自封；既然研究生导师每每意味着学术上的某种荣誉，那些在学术上本不合格的教授，也就自然会被吸引着努力去博取研究生导师的头衔；既然评教授可以多重标准，评研究生导师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而一旦如此当上了研究生导师，不就反过来证明自己确实是学有专长，尽可心安理得地广招学生吗？我觉得，这样的高级职称获得者的持续增加，正是把现行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化制度的内在矛盾，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整个社会的知识状况，上述情形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这后果并非将来的事，它已经成为现实，就在我们眼前，全社会的人都正在承受它。无论在大学、研究所，还是在医院和工厂，高级职称获得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指导学生、助手和青年同行。今天至少是文科的研究生教育中，从招生命题到论文答辩，导师便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你当可想象，那些不合格的指导者会如何误人子弟。不但常常是优败劣胜，真正有创见的年轻人遭受排斥，反是才智平平的获得青睐；即便年轻人的资质本来不错，经过封闭式的指导以后，也多半会棱角尽折，锐气渐灭，对专业丧失热情，甚至连品格也会扭曲。更重要的是，随着这一类情形的反复循环，不断滋蔓，整个社会的知识状况也会愈益恶化。单就各种职称、基金和奖励的评审委员会而言，倘若目前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形不能得到根本的清理，甚至相反，鱼数日增，龙反而变成点缀，那就用不了多久，连学术优劣的公认标准都会丧失殆尽。如今的职称评审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到只计算成果数量而不比较成果质量的陋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要靠翻页数来确定一本书的学术价值，这离完全丧失学术评判的标准，实在已经不远了。我小时候听人讲过一个笑话：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个夸张的笑话也能被用来描述今天的知识状况，而且还显得颇为贴切。

这些年来，我愈益明确地感觉到，在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大学、研究院或许还可以推而广之至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系统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良性作用。除了依照对市场前景的每每片面的预测，手忙脚乱地赶制各类技术人才，它在其他那些更重要的方面，譬如拓宽社会的精神视野，培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洞察社会和人生的思想资源，等等，又做了哪些事情？非但无力充任社会的向导、推动力和批判者，连吹鼓手都当得踉踉跄跄。倘若我们的大学和研究院竟以充当此种吹鼓手为乐事，那就难怪它会遭人轻蔑。当然，今天的大学、研究院乃至整个知识生产系统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且大半来自它自身以外的领域；就是我上面所讲的文科教授和研究生导师评审制度的弊病及其后果，也不能完全由大学本身来负责。但是，大学、研究院和整个知识生产系统的不成器，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警觉。越是深深地进入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状况对整个社会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旦知识系统出了大毛病，社会的危机、腐烂乃至崩溃，也就为期不远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学、研究院和整个知识生产系统里的那些荒唐现象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大学、研究院、教授和研究员之类的名称，只会令人联想到空洞、陈腐、平庸和缺乏活力，那么，过不了多久，整个社会就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