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证据证明或其他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官思维方式下确认的事实只能是“甲借乙5000元钱的事实不能认定”。这一结果对于乙来说，相当于甲没有借过钱，乙可能难以接受法官的这种确认，但从法律角度衡量，这种确认和依此作出的裁决却是合法的。
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主体的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1、立法者。立法者主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问题。其思维方式有以下特点：（1）遵守宪法的基本原则；（2）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与尊严；（3）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4）发扬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6）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的废、改、立相结合；（7）肯定既得成果与前瞻性、创造性相结合；（8）总结现实经验与借鉴历史和外国经验相结合。而法官思维方式则要求应忠实于立法者制订的法律，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所述，司法者的职责是jus dicere而不是jus dare，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更改法律。
2、法律学者。法律学者的思维可以用批判性和理论性来概括。一方面，学者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学者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力求在不懈地思辨中构建新的理论大厦。“司法官不必扮演学者，过于热衷于对现行法进行批判和突破，也不必充当立法者甚至救世主，试图通过个案开创法律的新纪元，对其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忠实于法律和对案件及当事人负责。”[注8]
3、律师。如果把法官比作运动场上的裁判员，律师则相当于运动员。 “律师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并以法律许可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不关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杀人偿命和借债还钱这些民间铁律对律师的思维没有约束力，一些颠扑不破的世俗传统原则，会在律师提出的诸如时效、主体资格、管辖权、法律程序、不可抗力、情势变迁等利器的一轮轮攻击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的思维方式是攻击型的，意在反驳对方当事人，维护其所代理的当事人的权益；法官则是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其思维方式是居中裁判型的，意在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决。
4、行政官员。 关于法官思维方式与与行政官员的不同，“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有过卓见：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政策作出的。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行政官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法官与行政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注10]郑成良教授也指出，政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表现为平衡、妥协、制约。
5、公众。公众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判断，将善与恶、好与坏作为衡量标准，区别于法官的法律标准。二是追求客观，关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客观真实，区别于法官的法律事实。
三、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的传统和现实压力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如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法律一样，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为人们所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它仍然显得十分另类、标新立异。
一方面，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广东省四会县法院法官莫兆军曾在2003年被逮捕，起因是一起借款纠纷案中的借据系原告用胁迫的方式取得，莫法官按照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被告败诉的判决。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选择了自杀，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证明此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片谴责声中，莫法官被绳之以法。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符合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他是个合格的法官；在道德判断面前，他却成了倍受指责的罪犯。
另一方面，法官所处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在中国，法院是单位，法官是干部，这是在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定的。这一前提决定了法官自己作为在法院这个单位中讨生活的人，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同一体系和制度内的另一些单位中人或者是另一些单位。法院的办公用房、车辆、设备，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及升迁都依赖于这个体系和制度；而法院、法官审理案件则需要与这个体系和制度内的其他单位打交道，并依赖这个体系和其中的单位：取得上级党政领导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及人事、保卫部门的支持。在这一体系和制度中，法院、法官与当事人必定有共同的领导，这一领导对法院、法官和他们的当事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是法院只起着履行手续的作用。处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中，作为单位的法院，在审判、政治与社会保障三个功能中，弱化的是审判功能；作为干部的法官，在‘突出政治’、‘哪里需要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的要求和‘级别决定待遇’、‘领导决定前途’的条件下，不存在职业认同。”[注11]在这种环境下，现代司法理念以及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很难为广大法官所固守，法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在法律之外，而非法律本身。
四、法官的现实选择
1、通过审判培养公众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使现代司法理念在公众中生根、发芽。
印度有句谚语：尽管牛行得很慢，但是地球有耐心。社会公众接受现代司法理念，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用现代司法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开展审判工作，以此来影响公众思维。因为“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
2、坚持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
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法律的确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化剧烈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个矛盾固然可以通过立法完善来解决，但在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法官发挥能动作用来克服。因此，在现实条件下，法官应当具有“妥协”或者“能动”的思维，树立“法律效果是基础、社会效果是尺度”的审判观，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关注社会效果，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
3、注重培养自身的道德素质。“对于法官而言，职业道德比理念更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质要求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注13]法官道德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法院的毁誉。法官高尚的道德品质无疑会提升法官的个人魅力，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这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第2页)获得社会认同大有裨益。
[注1]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3页
[注2] 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中国法理网
[注3]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刑事审判网
[注4]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页
[注5]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444页
[注6]郑成良： 《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中国社会科学网站
[注7]唐文：《以法律思维应对疑难案件的裁判说理》《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11日B3版。
[注8]同注2
[注9] 张勇：《远见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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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主体的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1、立法者。立法者主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问题。其思维方式有以下特点：（1）遵守宪法的基本原则；（2）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与尊严；（3）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4）发扬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6）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的废、改、立相结合；（7）肯定既得成果与前瞻性、创造性相结合；（8）总结现实经验与借鉴历史和外国经验相结合。而法官思维方式则要求应忠实于立法者制订的法律，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所述，司法者的职责是jus dicere而不是jus dare，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更改法律。
2、法律学者。法律学者的思维可以用批判性和理论性来概括。一方面，学者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学者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力求在不懈地思辨中构建新的理论大厦。“司法官不必扮演学者，过于热衷于对现行法进行批判和突破，也不必充当立法者甚至救世主，试图通过个案开创法律的新纪元，对其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忠实于法律和对案件及当事人负责。”[注8]
3、律师。如果把法官比作运动场上的裁判员，律师则相当于运动员。 “律师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并以法律许可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不关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杀人偿命和借债还钱这些民间铁律对律师的思维没有约束力，一些颠扑不破的世俗传统原则，会在律师提出的诸如时效、主体资格、管辖权、法律程序、不可抗力、情势变迁等利器的一轮轮攻击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的思维方式是攻击型的，意在反驳对方当事人，维护其所代理的当事人的权益；法官则是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其思维方式是居中裁判型的，意在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决。
4、行政官员。 关于法官思维方式与与行政官员的不同，“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有过卓见：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政策作出的。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行政官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法官与行政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注10]郑成良教授也指出，政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表现为平衡、妥协、制约。
5、公众。公众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判断，将善与恶、好与坏作为衡量标准，区别于法官的法律标准。二是追求客观，关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客观真实，区别于法官的法律事实。
三、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的传统和现实压力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如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法律一样，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为人们所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它仍然显得十分另类、标新立异。
一方面，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广东省四会县法院法官莫兆军曾在2003年被逮捕，起因是一起借款纠纷案中的借据系原告用胁迫的方式取得，莫法官按照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被告败诉的判决。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选择了自杀，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证明此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片谴责声中，莫法官被绳之以法。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符合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他是个合格的法官；在道德判断面前，他却成了倍受指责的罪犯。
另一方面，法官所处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在中国，法院是单位，法官是干部，这是在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定的。这一前提决定了法官自己作为在法院这个单位中讨生活的人，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同一体系和制度内的另一些单位中人或者是另一些单位。法院的办公用房、车辆、设备，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及升迁都依赖于这个体系和制度；而法院、法官审理案件则需要与这个体系和制度内的其他单位打交道，并依赖这个体系和其中的单位：取得上级党政领导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及人事、保卫部门的支持。在这一体系和制度中，法院、法官与当事人必定有共同的领导，这一领导对法院、法官和他们的当事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是法院只起着履行手续的作用。处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中，作为单位的法院，在审判、政治与社会保障三个功能中，弱化的是审判功能；作为干部的法官，在‘突出政治’、‘哪里需要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的要求和‘级别决定待遇’、‘领导决定前途’的条件下，不存在职业认同。”[注11]在这种环境下，现代司法理念以及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很难为广大法官所固守，法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在法律之外，而非法律本身。
四、法官的现实选择
1、通过审判培养公众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使现代司法理念在公众中生根、发芽。
印度有句谚语：尽管牛行得很慢，但是地球有耐心。社会公众接受现代司法理念，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用现代司法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开展审判工作，以此来影响公众思维。因为“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
[注12] 事实证明，审判是传播现代司法理念和法律思维的有效途径。全国模范法官李增亮在被问及如何解决法律理论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施的问题时说，要将普遍性的理论与浓厚的乡土习俗有机联接：对善良的风俗运用法律原则予以认可，对那些与法律精神相悖的习俗，通过判决予以否定，并通过对当事人的循循善诱，把法律的理念注入乡土习俗中，培育法律生根的土壤。李法官已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法律理念和法律思维也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坚持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
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法律的确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化剧烈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个矛盾固然可以通过立法完善来解决，但在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法官发挥能动作用来克服。因此，在现实条件下，法官应当具有“妥协”或者“能动”的思维，树立“法律效果是基础、社会效果是尺度”的审判观，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关注社会效果，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
3、注重培养自身的道德素质。“对于法官而言，职业道德比理念更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质要求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注13]法官道德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法院的毁誉。法官高尚的道德品质无疑会提升法官的个人魅力，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这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第2页)获得社会认同大有裨益。
[注1]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3页
[注2] 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中国法理网
[注3]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刑事审判网
[注4]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页
[注5]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444页
[注6]郑成良： 《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中国社会科学网站
[注7]唐文：《以法律思维应对疑难案件的裁判说理》《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11日B3版。
[注8]同注2
[注9] 张勇：《远见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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