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
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ny Voic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期刊上的发表也不胜枚举，John Powers在他的华人传播学者出版目录里有清楚的记载(见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不过要真正了解ACCS会员的研究取向，则非由传播学组织年会上发表的论文着手不可。因为期刊发表的论文与书籍的出版，总数仅占传播学者所有研究论文很低的比率，唯有从年会发表的论文才能窥视出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全貌。ACCS团体性的研究活动，于一九九六开始进入了蓬勃与稳定的发展期，从一九九六到二000年间，ACCS总计在NCA年会上，发表了四十一个论文与研讨会，扣除了每年一次的学会会议节目，ACCS在这五年内一共发表了约一百四十四篇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传播学的论文(见ACCS Newsletter,1996-2000;NCA Convention Program,1996-2000)﹕
仔细分析这些论文与出版书籍，可以发现ACCS会员的研究，和CCA与CCS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领域。以前面所界定的传播学领域为例，除了小团体传播学的研究不明显之外，ACCS会员的研究涉及了其它每一个领域。这种均衡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过于侧重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所遗留的空白。
除了研究均衡发展之外，还有几项明显的特色﹕
第一，对传播学主干，尤其是传播学理论的质疑与挑战。这个动机直接触及了文化认同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就是质疑既存传播学理论全盘西方化的适当性。这个趋向在ACCS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诉求。多位会员不仅为文指出西方传播学理论，因为文化对行为的牵制与影响，不能完全移植到东方社会，而且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论说，包括从儒家、道家、佛家、与法家对华人传播行为的影响，试图建立传播学内不同概念的适合解释东方人思想与行为的理论。不少在年会上发表的这些论文或论点，后来都在期刊或书籍里出现。
例如，以《易经》太极图的动态性能，发展建立在华人文化基础的传播模式，并藉八卦的属性与互动，建立了人际关系演进与和谐的理论。或以儒家思想建构组织管理的理论；或以“气”的理论，引伸出解释沟通的模式；或对法家在说服方面的专研，提供了一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或从道家的观点，提出了研究人际间沟通的新路线；还有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谈判与说服的策略原理与运用 [15]。对传播学理论是否适合华人社会的质疑与挑战，其实也是一些台港的传播学者同时期提出质询的问题 [16]。
第二，对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沟通概念，深入研究以显示与西方人沟通方式的差异。这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垂手可得，例如探讨佛教“缘”这个概念对华人沟通行为影响的论述；从空间安置的角度，解析“风水”的内涵，并强调将之纳入非语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对华人计策行为内容的因素分析；研究华人“特殊性关系”与“年龄资历”在华人社会解决冲突的突出效果；报导“调解人”在华人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关系”对华人说服沟通的影响；以及“面子”对华人沟通行为的冲击 [17]。
在这个特色里，影响最大的研究，莫过于以陈国明为首的对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广泛研究。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最先于一九九一年在匹兹堡ECA年会举行的研讨会，之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继续这条研究路线。终于在一九九八由陈国明在专业期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争取到一期特刊，专门探讨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由于出版后广受欢迎，于是在二○○○年又出一期华人在不同文化脉络间，冲突经营与解决的过程。陈国明与马成龙更乘胜追击，从文化与哲学，人际间沟通，组织沟通，政治沟通，与谈判等五大面向，编辑了一本以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书。两期专业特刊加上一本书，总共包括了三十八篇论文。这个彻底的集体研究，不仅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文献，更对华人与来自不同文化人们的沟通与相互了解有了相当大的助益 [18]。
第三，除了理论的建立与华人文化内特殊概念的探讨，A 《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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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ny Voic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期刊上的发表也不胜枚举，John Powers在他的华人传播学者出版目录里有清楚的记载(见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不过要真正了解ACCS会员的研究取向，则非由传播学组织年会上发表的论文着手不可。因为期刊发表的论文与书籍的出版，总数仅占传播学者所有研究论文很低的比率，唯有从年会发表的论文才能窥视出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全貌。ACCS团体性的研究活动，于一九九六开始进入了蓬勃与稳定的发展期，从一九九六到二000年间，ACCS总计在NCA年会上，发表了四十一个论文与研讨会，扣除了每年一次的学会会议节目，ACCS在这五年内一共发表了约一百四十四篇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传播学的论文(见ACCS Newsletter,1996-2000;NCA Convention Program,1996-2000)﹕
仔细分析这些论文与出版书籍，可以发现ACCS会员的研究，和CCA与CCS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领域。以前面所界定的传播学领域为例，除了小团体传播学的研究不明显之外，ACCS会员的研究涉及了其它每一个领域。这种均衡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过于侧重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所遗留的空白。
除了研究均衡发展之外，还有几项明显的特色﹕
第一，对传播学主干，尤其是传播学理论的质疑与挑战。这个动机直接触及了文化认同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就是质疑既存传播学理论全盘西方化的适当性。这个趋向在ACCS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诉求。多位会员不仅为文指出西方传播学理论，因为文化对行为的牵制与影响，不能完全移植到东方社会，而且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论说，包括从儒家、道家、佛家、与法家对华人传播行为的影响，试图建立传播学内不同概念的适合解释东方人思想与行为的理论。不少在年会上发表的这些论文或论点，后来都在期刊或书籍里出现。
例如，以《易经》太极图的动态性能，发展建立在华人文化基础的传播模式，并藉八卦的属性与互动，建立了人际关系演进与和谐的理论。或以儒家思想建构组织管理的理论；或以“气”的理论，引伸出解释沟通的模式；或对法家在说服方面的专研，提供了一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或从道家的观点，提出了研究人际间沟通的新路线；还有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谈判与说服的策略原理与运用 [15]。对传播学理论是否适合华人社会的质疑与挑战，其实也是一些台港的传播学者同时期提出质询的问题 [16]。
第二，对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沟通概念，深入研究以显示与西方人沟通方式的差异。这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垂手可得，例如探讨佛教“缘”这个概念对华人沟通行为影响的论述；从空间安置的角度，解析“风水”的内涵，并强调将之纳入非语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对华人计策行为内容的因素分析；研究华人“特殊性关系”与“年龄资历”在华人社会解决冲突的突出效果；报导“调解人”在华人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关系”对华人说服沟通的影响；以及“面子”对华人沟通行为的冲击 [17]。
在这个特色里，影响最大的研究，莫过于以陈国明为首的对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广泛研究。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最先于一九九一年在匹兹堡ECA年会举行的研讨会，之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继续这条研究路线。终于在一九九八由陈国明在专业期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争取到一期特刊，专门探讨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由于出版后广受欢迎，于是在二○○○年又出一期华人在不同文化脉络间，冲突经营与解决的过程。陈国明与马成龙更乘胜追击，从文化与哲学，人际间沟通，组织沟通，政治沟通，与谈判等五大面向，编辑了一本以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书。两期专业特刊加上一本书，总共包括了三十八篇论文。这个彻底的集体研究，不仅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文献，更对华人与来自不同文化人们的沟通与相互了解有了相当大的助益 [18]。
第三，除了理论的建立与华人文化内特殊概念的探讨，A 《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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