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
[摘 要] 本文主要是对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审视，进一步指明未来华人社会的传播学研究方向。首先，作者用树作为比喻来界定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并且用这个传播树来阐释以上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其次，作者分别考察了三个体制健全的中国传播学会的历史和研究现状，这三个协会是ACCS，CCA和CCS，它们总体上可以反映以上地区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最后，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及海外华人传播学者和学会应该通力合作，从而得以在这个全球化社会中生存，并为它作出贡献。
[关键词] CCA；ACCS；CCS；传播学科界定；全球化
壹、前言
“传播”或“沟通”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从有了人类，经由某种媒介来传递讯息，以获取或满足各种需求，即是每日活动不可缺乏的现象。对“传播”或“沟通”这个概念 较有系统的讨论，在西方可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一书。在东方，尤其是中国，虽然像《修辞学》的著作未曾出现，但零零星星有关沟通或传播的论述，在易经、道德经、四书、韩非子、荀子等著作里却处处可见。在实行方面，从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用语，更可看出传播的活动早已自成一个体系。譬如，和正式传播相关的概念有传、播、扬、流、布、宣、通、递等用语。这些传播活动的进行，通常又经由诏、敕、呈、奏、表、议、谏、书、檄等管道来完成 [2]。这种正式的传播系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传播体制呈现了定于一尊的格局 [3]。在非正式传播方面，则大多表现在口语的沟通上，而且显得更加的活泼与多样性。韩非曾就此在《说难篇》归纳了口语表达的十二难 [4]。这些流行在普罗大众间的非正式沟通活动，有说、讲、论、诵、咏、唱等类。至于说服的运用，则普遍地存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传播领域。
然而，纵使传播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且不乏学者加以论述，传播学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与高等教育里的系所，则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 [5]。这是因为十九世纪工业化、都市化、与教育程度的普及等重大的社会变迁，在西方所产生的一种需求 [6]。经过一个世纪在传播、英语、与新闻学三个领域之间的纠缠不清与折冲尊俎的发展，如今这三个领域已都成为独立的科系，具备了一个学门自当具有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英语与新闻学在中国发展也甚早，传播学方面则只注重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其它的领域则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引入，而且大致上只局限在台湾与香港两地。这可由陈世敏的研究得到印证。陈世敏分析五十年来台湾有关传播学出版物的内容，发现“广告、行销与消费行为”，“媒介实务、新闻专业知识”，“大众传播”，与“新闻学与新闻媒体”四个项目，高居发行量的前四名，总共占了所有发行量的60.4%。“人际传播”，“传播哲学”，“组织传播”，与“口语传播”四项则敬陪末座，合起来只占总出版量的1.2%。这些数字比率，说明了台湾地区传播教育与研究内涵的不完整性 [7]。
传播学在台湾、香港、与几年来大陆慢慢发展的同时，也有一批华裔学生、学者旅居海外，特别是美国，接受传播学教育与训练之后，继续留在地主国从事教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他们对整个传播学领域或华人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也产生了傲人的成果。由于大陆地区已另有专文讨论，本文乃针对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近三年来的发展，做一个分析与讨论。
贰、领域界定
传播学研究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即已经开始，但一直到六○年代中叶，才真正巩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传播学一方面渗入了新闻学，特别是在量化研究上，给新闻学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结合了和英语系息息相关的演辩(Speech)领域而形成了所谓的演辩传播系(DepartmentofSpeechCommunication)。八十年代之后，因时势所趋，大多数美国大学把演辩传播系改为传播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本文所着重的就是这个独立于英语与新闻系外的传播学领域。
为了界定传播学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用树来做个象征或模拟，也就是把传播学当作一颗树来看待。这颗传播树的主干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本身这个概念，通常以“传播学概论”、“传播理论”与“传播研究方法”三个科目为主。这颗传播树长有六大枝干﹕人际间传播学(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小团体传播学(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学(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公共传播学(Public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与文化间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8]。
《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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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CCA；ACCS；CCS；传播学科界定；全球化
壹、前言
“传播”或“沟通”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从有了人类，经由某种媒介来传递讯息，以获取或满足各种需求，即是每日活动不可缺乏的现象。对“传播”或“沟通”这个概念 较有系统的讨论，在西方可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一书。在东方，尤其是中国，虽然像《修辞学》的著作未曾出现，但零零星星有关沟通或传播的论述，在易经、道德经、四书、韩非子、荀子等著作里却处处可见。在实行方面，从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用语，更可看出传播的活动早已自成一个体系。譬如，和正式传播相关的概念有传、播、扬、流、布、宣、通、递等用语。这些传播活动的进行，通常又经由诏、敕、呈、奏、表、议、谏、书、檄等管道来完成 [2]。这种正式的传播系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传播体制呈现了定于一尊的格局 [3]。在非正式传播方面，则大多表现在口语的沟通上，而且显得更加的活泼与多样性。韩非曾就此在《说难篇》归纳了口语表达的十二难 [4]。这些流行在普罗大众间的非正式沟通活动，有说、讲、论、诵、咏、唱等类。至于说服的运用，则普遍地存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传播领域。
然而，纵使传播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且不乏学者加以论述，传播学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与高等教育里的系所，则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 [5]。这是因为十九世纪工业化、都市化、与教育程度的普及等重大的社会变迁，在西方所产生的一种需求 [6]。经过一个世纪在传播、英语、与新闻学三个领域之间的纠缠不清与折冲尊俎的发展，如今这三个领域已都成为独立的科系，具备了一个学门自当具有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英语与新闻学在中国发展也甚早，传播学方面则只注重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其它的领域则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引入，而且大致上只局限在台湾与香港两地。这可由陈世敏的研究得到印证。陈世敏分析五十年来台湾有关传播学出版物的内容，发现“广告、行销与消费行为”，“媒介实务、新闻专业知识”，“大众传播”，与“新闻学与新闻媒体”四个项目，高居发行量的前四名，总共占了所有发行量的60.4%。“人际传播”，“传播哲学”，“组织传播”，与“口语传播”四项则敬陪末座，合起来只占总出版量的1.2%。这些数字比率，说明了台湾地区传播教育与研究内涵的不完整性 [7]。
传播学在台湾、香港、与几年来大陆慢慢发展的同时，也有一批华裔学生、学者旅居海外，特别是美国，接受传播学教育与训练之后，继续留在地主国从事教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他们对整个传播学领域或华人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也产生了傲人的成果。由于大陆地区已另有专文讨论，本文乃针对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近三年来的发展，做一个分析与讨论。
贰、领域界定
传播学研究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即已经开始，但一直到六○年代中叶，才真正巩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传播学一方面渗入了新闻学，特别是在量化研究上，给新闻学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结合了和英语系息息相关的演辩(Speech)领域而形成了所谓的演辩传播系(DepartmentofSpeechCommunication)。八十年代之后，因时势所趋，大多数美国大学把演辩传播系改为传播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本文所着重的就是这个独立于英语与新闻系外的传播学领域。
为了界定传播学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用树来做个象征或模拟，也就是把传播学当作一颗树来看待。这颗传播树的主干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本身这个概念，通常以“传播学概论”、“传播理论”与“传播研究方法”三个科目为主。这颗传播树长有六大枝干﹕人际间传播学(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小团体传播学(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学(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公共传播学(Public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与文化间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8]。
《2000-2003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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