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与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近代文化转型阶段、现代文化转型阶段和20年“闭关锁国”阶段。但文化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文化转型没有解决好文化决定论、中西体用论和“中国化”三个理论困境。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中国文化转型/邓小平理论/突破理论困境  
【 正 文 】  
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840年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型。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历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文明的重新振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转型理论，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文化转型的指导思想——文化转型理论本身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曾几次遭遇到挫折并最终陷于停顿。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深刻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新迈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步伐，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再次伟大复兴。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转型在近代以来历史上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及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凸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尽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文化转型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来的文化转型并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决定论就是指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把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决定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也是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难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五四以后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该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根本弱点。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看上去似乎重视文化变革的作用，实则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出路和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曾长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然而，这些文化理论都没有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都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换

言之，以往的文化判决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语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这种重视中西文化形式差异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文化形式体用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学中源论”，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文化形式体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共同特点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精神实质出发。  
3.“中国化”的困境。所谓“中国化”，就是外来的文化变成中国的，即经过中国人的消化、选择、吸收，使外来的文化具有中国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实质是外来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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