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简述

，作为维护社会纲常伦理的儒教也自然失去了作用。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先是从古代的道家，以后则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去寻找精神慰籍。佛教的传入，拯救了人们的灵魂，也给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三个多世纪以后，隋、唐帝国的重新统一，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公元7 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的确立，奠定了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基础；中央三省的分工，减少了政治上的错误。作为帝国实际创建者的李世民，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于“内圣外王”的标准：他聪明绝伦而又博采众长，学识渊博而又从谏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决断，好奇心重而又有鉴别力，不惧危难而且也不辞劳苦。帝国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个人品格，明智而开放，犹如海纳百川。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对非儒教的思想国家也并不压制。高僧玄奘不辞万里赴印度取经，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其佛经翻译工作提供种种便利；其他各种学者也都具有优渥的待遇。那时的帝国真是如日中天，到处一片兴旺，俨然今日之美国。帝国的声威突破了边界，其影响扩展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印度和西亚；帝国的城市中还居住着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广州港口外樯帆点点，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

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唐太宗的制度完美无缺。在帝国内部既没有人民选举的议会也没有人民选举的领导人；三省分工也不是政府权力的三权分立。不管李世民如何开明，他的政体仍是一种专制政体，只是由于李世民的明智，才使他按照儒家的要求用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权力作一定的约束，以警惕其本身的腐败；这种意志的控制力极为有限，远没有现代国家的法律对政府所具有的约束力那样强大。晚年时期，李世民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李世民的个别后继者，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的皇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但终于挡不住权力的诱惑，从而导致国事日非，最后招来了安、史之乱。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公元751 年，唐朝军队就已在中亚地区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帝国西南和长安以西的少数民族部队也开始反叛。安、史之乱以后，边关将领拥兵称雄，朝中太监飞扬跋扈；后来经过五代时期直到宋末，国家再未能重新统一。

在文化上，这段时间却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中唐时期，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道”不可说、事不可为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佛教，产生了佛教的新宗派棗禅宗。宋朝时期，学者们再将道、佛思想引入儒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学棗理学。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也不乏统一的努力。北宋时期，朝廷即积极发展经济，以期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北方国家。这种努力的最大表现就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提倡新法。当时的北方民族，有的基本是一种游牧民族，也有的已经成为半农业国家。而宋朝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国，社会结构不如北方国家的简单一致，那就只有建成强大的经济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因此，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由此将宋朝由农业国逐渐变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但这些政策最终归于失败。变法失败的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归之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和其政策的矛盾，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从周代以后一直是小农经济，秦汉以后虽然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但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未变，而且各个朝代的户籍制度和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又不断地在强化这种经济形态；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方式还和两千多年前毫无二致。建立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可以看成是其典型代表），只能代表农业文明，而不可能适应于工商业文明；它们必然会阻碍新的工商业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政治上看，偌大的一个帝国，皇帝即使是一个天才，也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既然不愿走西周封建的道路（那时的统治者还不知道、当然也不会同意走现代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就只能对社会进行简化，在经济上造成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保持一县、一郡乃至一国的均匀一致；而在各家族内部则极力提倡孝悌观念和家长、族长的权威，以维持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绝对稳定，最大程度地减轻官僚的工作量。这样，适用于一县的办法，也适用于他县、他郡乃至整个国家。

这样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都不再需要专门知识，也不需要去研究具体情况。他只要用道德和严刑不断地教化和恐吓人民，社会就能和谐运转。因之官僚的工作大大简化，官僚个人的作为变得无足轻重，官僚的位置也就可以任意互换。在中国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人今天可能是化工局长，明天则可能变为教育局长。这样，整个大帝国也就可以在单一、雷同的状态下固定地保持不变。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足以使任何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后都不了了之；也使帝国在抵抗外部侵略时显得未战先败。这也说明，如果要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政治改革必须同步进行。而如果仅希望改革经济基础（由农业改为工商业），对农业社会的政治、伦理等上层建筑不作触动，则这种改革注定要失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道理，清末自强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宋朝改革的失败，开始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与它相关的意识形态暴露出了其致命的弱点；但当时的人们对此毫无认识，因此汉民族还要付出元、清两朝外族的统治和明朝的屠戮，以及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等作为代价。也由于宋代政治变革的无望，促使知识分子们转向哲学上的研讨，导致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繁荣。这时的新儒家们将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观嫁接到儒家的伦理学之上，说明了儒家的伦理代表了“天理”。他们一面谈论个人的性命感受，一面带着“隐于市”的思想在社会上满足地生活。从政治上看，他们大都是当时的“反对派”，只是他们的态度已和平而含蓄，而不象某些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那样扯起嗓子、伸出拳头。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已标志着先秦自由思想的彻底衰落；虽然其成就蔚为大观，但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他们理论中的教条，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表示着他们的狭隘与偏见；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生命。

元人以野蛮民族而入居中原，除了军事以外，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90年后明朝起而代之。不知朱元璋是因为没有自信而防范心重，还是因为他觉得宋元两朝因治国不严而丧国亡身；总之他称帝后即大开杀戒，屠戮对象包括功臣宿将、地主乡绅、士人学生和普通百姓；其借口则无非是谋反或者贪

污，有时因株连而一次被杀的就有上万人。明朝为了维护极度的中央集权，恐怖政治又应用而生。东厂、西厂、锦衣卫相继创立，特务们在帝国恣意横行。为了腾出精力专注于内部的恐怖统治，朱元璋宣布对日本、安南等15个周边国家（部落）“永不征伐”；而在倭寇侵扰沿海时，朝廷则命令沿海居民全部后撤。朱元璋还明令臣民不许泛海，从而断绝了帝国与外界的一切交往。军事上，则加紧修筑北方的长城。在经济方面，朝廷在政策上实际取消了一切商业活动，禁止了白银的流通；只是后来实在无法禁绝也只好听之任之。相应地，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帝国的收缩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帝国上下的任何一点生气，以后明人只有沦落到比他们文化落后、人口稀少、但却比他们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与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此也丧失怠尽。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繁荣，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学者们周游列国，求见诸侯，往往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意见不被采纳，必然辞官谢禄。民间不畏强暴的侠士精神，从今天的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就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还有荆柯刺之于咸阳宫，义士锥击于博浪沙。南宋以后，除了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彻底绝迹；就连小说中才可以见到的展昭们，也已开始效力于朝廷了；在二十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中，连荆柯也成了一个胆小鬼和卑鄙小人。当然，也还有一些好心的艺术家在白娘子和孙悟空这些动物们身上继续表现着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让中华民族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

清人入关后，中国文化却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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