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

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政党争夺执政权。这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强大，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无异是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此外，无产阶级专政也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地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无产阶级才能有效地组织国家，并对资产阶级以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进行胜利的斗争，并达到最终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保证的。这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内部关系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不具备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如果实行多党制，无疑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的分裂。其结果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执政国家政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积极而又谨慎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本领。但是，决不能因为共产党执政犯过错误，就要搞多党制，用多党制来制约或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实说明，实行多党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政权就有可能丧失掉。
苏联实行多党制，原因很复杂，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结果。但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经历了从拒绝实行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想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中国共产党中央辞去总书记职务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在1988后以前，苏联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提出的多党制主张基本是拒绝的。直到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还针对有人提出的苏联需要实行多党制的主张时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上形成的；谁也替代不了苏共。”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主张多党制之间的斗争视为一场异常严肃的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这两种主张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种不同意见，是见仁见智之争。到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立陶宛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识原因。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表现出极度的厌恶，认为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都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都根源于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而，革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起。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行动纲领》明白地讲到：“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尤其是排除官僚主义的管理政权，它是保证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担任任何职务的苏维埃共和国。”把建立所谓的“全民的法制国家”、“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这就为实行多党制打开了大门。同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模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官僚专制体制”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就是由于对民主做了区分，拒绝了人类的民主传统。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彼此接近，正在“实现一体化进程”；坚持已经过时的“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使“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而主动排除这种对抗，可以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在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利用一体化的好处”。在戈列举的“成就”与“好处”中，就包含有资产阶级民主。否认阶级的民主性，否认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为前提来谈论“继承”人类的民主传统，便意味着倒向资产阶级民主。二是反对派的压力。由于戈尔巴乔夫在主张实行“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等原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宣传多党制主张时，也不敢反击，只得听之任之。当多党制主张

逐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借助这股思潮一步步扩大，而党无力再控制局势时，戈尔巴乔夫又试图通过多党制作为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除社会生活中某种“集权”和“专断”现象的手段，因而完全放弃阶级斗争，使苏共根本无力解决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冲突，结果只能步步退让，直到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的主张，给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以合法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实际上就是要放弃宪法上无价之宝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的第6条，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法律保障内容，改为“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国家政党、集团、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进行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并建立政治联盟。在苏共的新党章中也载明：苏共与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这就在政治体制上明确宣告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对党提出“进行彻底革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提出，要“对党本身进行彻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党的革新要求以新的立场去理解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党同国家的关系，去选择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党将“为争取民主选举中取得代表资格而奋斗”，党在参与建立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时，“愿意与其它党派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为完成民主改革纲领而结成联盟和同盟”，“在议会的共产党员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他们将采取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成为“议会党”。因此，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党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戈尔巴乔夫在鼓吹和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做了一系列所谓“改革”。在党政职能分开的口号下，强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了达到权力的转移，还做了许多组织行政方面的动作。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即两院制议会）。1989年5—6月召开第一次人代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由于人大和苏维埃内部出现一批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各种意见争吵不休，苏维埃成了“纯粹的议会机构”，对一些重大问题经常议而不决，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1990年2月，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同年3月有，第三次人代会决定正式设立总统职位，戈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总统被赋予远比最高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这样，国家权力和决策中心就由苏共政治局转移到总统手中。同年11月，戈又提出“改革和加强国家政权委员会，建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内阁制。这完全是模仿资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形式。苏共政治局实际上变成了各共和国党中央的联络机构，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被撤职和排挤，党的领导成员不能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兼职，党的威望大为下降。事实上，这些改革没有周详的完整方案，人代会、总统制以及总统领导下的内阁的建立过程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次人代会闭会不到两个月，又匆忙召开非常人代会讨论总统制的问题。总统制从正式提出到完成建制，总共用了不到40天。第三次人代会决定设立的总统委员会，仅仅9个月就被解散，另建内阁制。如此匆忙的变动，难免不产生诸多失误和弊端。又据统计，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苏共中央全会就召开13次。从1989年5月到1990年11月，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召开4次。各委员会的会议也相当多。至于加盟共和国系统的大小会议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政治过热的情况下，各级领导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际上被完全搁置。
有趣的是，1991年4月24—25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主题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在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和帕夫洛夫总理的长篇报告外，有32人在大会上发了言。面对危机日益加深的事实，“激进派”和“传统派”都有人提出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全会多数拒绝了戈的辞职。本来，苏共已经没有管经济的职权了。经济搞不好，完全是总统和政府的

《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