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

责任。但戈要辞去的是总书记职务而不是总统职务。说明戈已经对党不感兴趣了，要的是实权。戈在闭幕讲话中反驳了代表们对他的批评，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方针是坚持政治中间主义的方向”，“如果有人想恢复宪法第6条发挥作用的状况的话，那么社会是不会接受这种立场的，这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构想，是恢复旧制度的动作。”这表明，戈仍在坚持其错误的政治改革路线。
“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和抵制事变为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并辞去总书记职务，把整个党抛弃。个人宣布解散党是不符合党规党法的。再就其解散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成立的。发起事变的人是副总统及总统内阁的一些成员，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没有介入。相反，苏共副书记伊瓦什科在关键时刻给发起事变的副总统出难题，提出要见戈尔巴乔夫。这对于促使戈复出起了不少作用。因此，要解散的应该是内阁，要辞去的应该的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强行解散苏共中央，说明已经是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叛徒，是党内自己培养的敌人。
从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共中央，这一逐步发展的轨迹，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对我国一些主张多党制的人来说，也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
（四）经济上稿私有化
苏联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搞私有化，而且是以乞求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援助为条件的私有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然，在改革的头几年，并没有明确提出搞私有化。但随着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除归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外，还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路子。戈尔巴乔夫1990年9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走国有资产分散化的路子，实行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营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租赁企业，还包括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内，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主体进行活动。”不提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并说：“实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是为了“克服人民同生产资料、同所有制疏远的现象”，“以调动人们的主动精神，鼓励他们的劳动活动和经营活动，广泛地应用科技成果，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出新的活力。”
如何实现国有资产分散化和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苏联议会《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即私有化法。此法规定，苏联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为两个阶段实现。在第一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的固定生产基金的40％

至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的范围；到第二阶段结束时（1995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至70％。根据私有化法，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为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主要将由企业职工购买，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私有化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瓦解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私有化是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去伦敦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时候通过的，这里头窝藏着一桩规模空前的政治交易。
苏联为了克服经济危机，从1990年来已连续制订过这样那样的好几个经济改革方案，因方案之争，闹得不可开交。1990年5月，雷日科夫总理代表政府在苏联议会上提出《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这个构想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上的激烈争论。一方面，由于该方案主张通过全面提价的办法实行价格改革，造成了全国的抢购风潮，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另一方面，激进派认为，该方案未脱离经济困境。6月13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对该方案进行修改 。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倡导并委托苏联科学院院士牵头拟定了一个“500天计划”的激进方案。围绕沙塔林方案和雷日科夫方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又展开了争斗。其实，不论是沙塔林方案还是雷日科夫方案，它们这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差别在于，雷日科夫认为企业和财产非国有化是长期的，而且在大多数行业当中至少50％的股票要由国家控制；沙塔林则认为要结束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让私人部门在大多数行业占优势，公民个人而不是机构，为财产所有者。两个方案，议会都没有完全接受。戈尔巴乔夫只得在吸收两种方案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于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重新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具有活力和效率”，“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基本办法是放开价格和实现私有化。文件虚而不实，仅仅得出改革的基本方针，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由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这就避开了争论的焦点。但从总统方案中提供的数字看，国有资产私有化难度是很大的。目前苏联固定资产约3万亿卢布，流动资金8000亿卢布，即国有资产共3.8万亿卢布。而目前居民积存的货币总金额约4000亿卢布。假定用1000亿购买股票，再加上其他法人持股购买，其购买能力不会超过5000亿卢布，也就是说，仅能将13％的国有资产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对于苏联经济改革所要到达的目标来说，是很小的。因此，苏联希望大量吸收外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需要多少外资的援助呢？戈尔巴乔夫间接地表示需要1000亿美元。他的助手普里马科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会谈时说：“如果苏联的新经济改革计划要取得成功，在今后五年里每年将需要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因此，西方普遍认为，苏联的要求是1500到2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苏联现有外债的（700亿美元）的2—3.5倍，相当于美国为实施马歇尔计划拨款（131.5亿美元）的11—19倍。
苏联谋求援助的对象是西方七国集团，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991年7月份在伦敦举行每年一次的例会。戈尔巴乔夫知道，这是他谋取援助的关键时机。因此，1991年年初开始，他急不可耐地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力图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圈子。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戈尔巴乔夫还展开了秘密外交活动。一是赋予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访问期间游说美政界领导人的使命。二是由“500天计划”的起草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专家一起制订苏联与七国集团合作的纲领草案，即“哈佛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两个阶段的行动部署。第一阶段，苏将进一步放开价格，开始小规模的私有化，调整卢布汇率以使之能自由兑换；第二阶段，卢布将变成完全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私有化将以更大规模进一步开展，价格控制完全取消。该计划还指出，西方援助是以苏保证实行所谓自由选举和其他民主改革为前提条件的。以此相适应，在苏联国内就匆匆地通过了私有化法。目的都是为了使西方相信苏联全盘西化改革诚意，以换取西方的大规模援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行动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行动和欧共体的行动同步进行。”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表示，如果西方真正地希望苏联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它就不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说：“如果两人在打架，而不仅仅喊到：‘让我们走！’”因此，“我们要求给一个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我们只能刹车。”很清楚，苏联不仅希望借钱，而且希望同西方一块制定如何用这笔钱改造苏联社会的方案。在这里，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别都没有了。国家的主权似乎也无所谓了。这是一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制度作交易的买卖。
西方国家也看出，这是他们加紧对苏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时机。西方七国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同意在首脑会议结束后立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7月17日至19日，戈访问伦敦，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参加者发表讲话，并分别会见七国领导人。西方对援苏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明确表示提供的哪怕是技术援助，都必须考虑苏联国内情况和它的对外政策。西方的对苏战略目标是使苏联实现“三化一自”，即经济私有化，政治制度“民主化”，国家非军事化和让各共和国自决。虽然苏联已经按这个目标在推进，但西方七国一直恪守“多给指导少给钱”的原则，不“大输血”。布什明白地说：“西欧各国政府，由于它们本身财政吃紧，它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戈尔

《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