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

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而列宁其实也“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一些“草案”和“看法”在斯大林时期又“被粗暴地扭曲了”。戈认为，现在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时代的现实确立社会主义“新视角”和“新思维”，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从现有资料看，戈提出“新思维”这一概念，始见于1984年12月18日他在英国会议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当我们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同时应当注意到，

首先是核武器的性质改变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观念。……过去的战争曾是巨大的灾难，但没有象今天这样会使人类毁灭。核时代必须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此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到“核毁灭”，并形成了他特有的“核时代”观。戈认为，“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当代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人类已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形象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导致翻船”。从这个认识出发，戈认为，应该得出“全人类价值观占优先地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结论。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应当超越各种差别，达到“利益和平衡”。这里戈完全忽视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原则性差别和矛盾冲突的事实。
二是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及其历史的否定性评价。戈认为，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形成了一个“专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使人同生产资料、自己的劳动成果、精神财富分离而异化。而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带来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并使各级官僚阶层“不断繁衍”，使人同社会、国家政权分离，无法充分行使实际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总之，戈认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又符合社会主义本来原则”的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戈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设一个“新质态的社会”。基于这种否定性评价，戈又进出，“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放弃国内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引起了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体制，“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过渡”。
戈尔巴乔夫萌发“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上述两个基本依据都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当前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决不会因为有几件核武器的发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变得人道些，不再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永远是资本家的本性；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也不会因此而罢手，他们从不担心其举动会导致翻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仍然充满着真理的光芒，决不会因为核武器的发明而过时。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正是从否定马列主义对当代的重大指导意义、否定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错误的基本前提出发，因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根本改造了苏联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提法不一，并随着戈的政治实践和苏联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和具体化。1987年11月出版的戈的《改革与新思维》论述了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对外政策和“新思维”。认为改革的起因是由于“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并且“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同时还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提出“全人类价值观优先”的论点。这本书标志着“新思维”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88年6月戈在苏共第19交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同进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论述了其七个特征，即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是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公正的制度；是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制度；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渴望和平的制度。认为苏联所要建设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1989年11月26日戈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想法，从深层次上为其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提出并于同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后，戈又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以表许多讲话，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国际方面，也包括国内方面。对此，戈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的确，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 “历史性的新思维……确实包括了当代全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体系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在国际方面，戈尔巴乔夫以“核时代”为前提，提出“全人类价值优先”这一国际“新思维”的核心命题，以“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他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提出了一个“核时代”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核时代”观。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既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又改变着人类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核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旧思维”，确立“新思维”，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承认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摆脱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否认战争与革命的因果关系，推行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这一“核时代”观也是形成“新思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对此，戈说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导出：“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新思维”渗透和扩展到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的思想理论支柱。1987年，他曾说，“新思维及其人道主义的、全人类的标准和价值正在渗透到各个阶层。”如果说，戈在当政的最初三年间，还是以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为目的，是针对经济停滞局面和存在的“阻碍机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后来要革除的则是他认为的“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专制官僚体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改革的出发点。

”在国内问题上，“新思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改革看作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并且，也正是为了适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论观点：
（1） 主张思维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开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议”，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

《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