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
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5~10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也确实以为金钱可以购买知识,于是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污染着圣洁的知识殿堂,如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
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即他们的“登龙术”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象富裕阶层的“登龙术”之外,真还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基本上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所发的高论:如腐败现象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是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等等,为腐败行为的大规模蔓延进行辩护。由于“寻租”活动之类的腐败行为是中国当代聚敛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宽恕腐败就是赞美富贵。这种“理论”在当今理论时空中照耀的结果,只会使腐败者不需要再对自己积聚财富的方式产生罪恶感:一切都是转型过程中无可避免要发生的,只是他们抓住了机遇而已。一个人之所以富裕,只是因为他曾占有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另一些无聊文人常用有偿新闻的形式对这些富人的能力进行赞美,从能力和道德上把富人特殊化为与众不同的优越者---其实往往不久以后这些被赞美的“优越者”又东窗事发,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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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即他们的“登龙术”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象富裕阶层的“登龙术”之外,真还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基本上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所发的高论:如腐败现象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是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等等,为腐败行为的大规模蔓延进行辩护。由于“寻租”活动之类的腐败行为是中国当代聚敛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宽恕腐败就是赞美富贵。这种“理论”在当今理论时空中照耀的结果,只会使腐败者不需要再对自己积聚财富的方式产生罪恶感:一切都是转型过程中无可避免要发生的,只是他们抓住了机遇而已。一个人之所以富裕,只是因为他曾占有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另一些无聊文人常用有偿新闻的形式对这些富人的能力进行赞美,从能力和道德上把富人特殊化为与众不同的优越者---其实往往不久以后这些被赞美的“优越者”又东窗事发,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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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