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意境之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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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胜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需要而提高主体素质  
党的思想路线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被坚持，与主体的素质，即每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密切相关。良好的主体素质是保证党的思想路线贯彻执行的关键。提高主体素质须从多方面努力，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学习，加强党性锻炼。  
解放思想不是随心所欲，胡来蛮干，实事求是也不是凭经验亦步亦趋，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种自觉的、理智的行为。因此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尤为重要。邓小平理论是指引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锐利武器。之所以说它是锐利武器，是因为其一，这一理论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鲜明特征的。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这四个字，把实事求是和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有他很深刻的考虑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原因，背离实事求是，导致思想脱离实际，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是“左”的思想禁锢和长期的思想僵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开拓和创新。因此，要确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就必须解放思想，激励和推动人们破除旧观念，从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禁锢中，从传统的、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同志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否则，思想不解放，凝固僵化，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不仅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而且还用它们来概括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新概括，丰富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其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摒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纠正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乃至扭曲的认识；确立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归根结底也是由于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全部内容的中心线索。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等方面，都渗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我们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要牢牢把握这个精髓，紧紧抓住这个实质。”  
除了学习理论，还要学习其他知识，特别是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各种新知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领导干部如果胸无点墨，知识面过窄，那要么不会讲新话、出思路，要么乱发言、瞎指挥，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学习科技、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也是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性思维所要求的。  
思想路线问题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同时还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待国家民族的根本态度问题。在现实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明知该如何说、如何做才符合实事求是，但出于这样那样的顾虑，就是定不下决心，开不了口，下不去手；有的虽然做起来了，但遇到一些议论和阻力，就顶不住，就动摇，甚至退下来，缺乏胆识、勇气和韧劲。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于为天下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的不良倾向；需要有远大理想，高尚境界；需要有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的满腔热忱，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探求规律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韧劲，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与精神，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只有全心全意履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私心杂念，才能时时处处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就应当遵照邓小平同志所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研究解决问题、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说实话，为人民鼓与呼；办实事，为人民谋利益。  
三、为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确立现代性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我们强调党的每位成员在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时，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不要也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但必须指出，这仅是就党员、领导干部个体角度而言的。若从组织角度来讲，一味地提这种要求，是既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的。要求人们在说真话、办实事时非得立下“五不怕”的决心，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人家是在执行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干嘛要他们受打击、挫伤，遭离婚、坐牢、杀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五不怕”者绝非占多数。而一旦政治生活不正常，“五不怕”者就真要倒大霉了。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动等等，便是明证。所以在现代意境下，增强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光指望个体的觉悟、素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关于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是决定因素”。事实上，只有经由民主程序确立的制度才是决定因素，这是由它的社会认同性所决定的。它具有稳定性、长期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有利于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使民主不易受到干扰和破坏。这样的制度具有全局性、刚性，因为它一经制定并通过就是客观的东西，是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它对全局都起作用，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它还具有根本性，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载体和保证；同时还是国法的保障。邓小平同志说：“国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规党法健全并得到遵守和执行，就能确保以法治国。  
邓小平同志提出“制度是决定因素”，这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的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建立在对我国现行制度的一些严重弊端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些弊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作了明确的概括：“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中这些弊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句空话。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思想路线之所以会被严重背离，“文化大革命”这场深重的灾难之所以会酿成，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邓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时，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人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邓小平同志分析了这种状况后，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由此，他明确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路，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为了切实保障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使他们有机会讲话，敢于讲真话，讲心理话，敢于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意境之再思索(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