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政治倾向与经学师承

内容提要：论文主旨在于纠正学术界对扬雄政治态度与经学师承的两种误解。首先，通过考察哀帝时期的政治形势，结合扬雄的生平与《太玄》中隐刺之辞，对扬雄的政治态度重新加以审视，认为扬雄所反对的是哀帝时期的新兴外戚、佞幸丁、傅家族与董贤，而非王氏家族。然后通过《法言》中所引经文与今古文经对勘，确认扬雄所习乃今文经学，而非学术界一直主张的古文经学。
    关键词：政治态度 外戚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长期以来，对扬雄政治态度的判断与评价明显地受到传统官方史学以及研究者个人感情的双重影响。由于班固生活在东汉年代，奉诏修史，所以他对王莽改制这一事件及王莽本人的描述带有极为浓重的偏见；而扬雄是他极其尊奉的学者，因此，他往往有意识地隐瞒或者歪曲扬雄的政治态度。班固在赞中自始至终未曾提及扬雄所作的《剧秦美新》和《元后诔》，并说：“当成、哀、平三世，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将扬雄塑造成一个对王莽改制持不合作态度的清贫自守者，这种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人。较为客观的学者，在看到了《剧秦美新》以及《元后诔》之后，并不否认扬雄附莽，但出于对王莽改制的偏见，将其视作是扬雄生平的一个污点；而建国后的研究者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但否认扬雄附莽，而且将扬雄描述成了一个反王氏集团的勇士[1]。在对扬雄的经学师承的判断上，可能是由于扬雄持有较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其思想与今文经学灾异派那种神学目的论有着较大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扬雄与刘歆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学术界一般将扬雄看作是古文学者[2]。但无论是将扬雄划入反莽阵营还是将他归类为古文经学思想家，其根据都是很薄弱的，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扬雄的生平与著作，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 扬雄的政治态度
    （一）扬雄与王氏家族的关系
    《汉书》本传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这段话是扬雄自序，极为可信，它一向被用来证明扬雄不附王氏。只要对哀帝时的政治形势稍有了解，就知道乃是一种误解，这段话实际上更能证明扬雄与王氏集团关系不一般。
    与宗室不同，外戚集团随着不同皇帝的执政并与不同家族的联姻而随时发生变化，决定于后妃在宫中得宠与否，外戚与皇帝的亲密程度也时刻发生变化，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外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争斗。实际上，成、哀、平三世时统治阶级的政局十分复杂，同是外戚，王氏家族和丁、傅家族有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荣辱浮沉大相径庭。不结合特定历史时期加以具体分析，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哀帝时期乃是王氏家族最黑暗的时期。哀帝一系与王氏家族的矛盾可以远溯至元帝立太子之时。当时，哀帝的父亲定陶恭王乃是成帝成为太子的有力竞争者。成帝幸酒、乐燕乐，元帝不以为能。而傅昭仪有宠于元帝，定陶王多材多艺，元帝对他十分宠爱，“坐则侧席，行则同辇，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3]，最后靠侍中史丹之力，以王凤为首的成帝一系终于获得了胜利。成帝继位后，与定陶恭王关系依然十分密切，“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旦夕侍上，上甚亲重”[4]。但王凤因日蚀谏说成帝遣定陶成王之国。为此，正直的王章还奏封事建议撤罢王凤，虽然最后没能成功，但王氏家族与定陶王家族间又多了一层芥蒂。最后，哀帝继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傅太后走了王氏家族深为不喜的赵皇后的路子。所以，哀帝与王氏家族很早就存在重重矛盾。王根是哀帝即位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但哀帝即位后月余，解光就奏言：“根行贪污，臧累巨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内怀奸邪，欲管朝政……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结果，免王根兄子王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5]。王莽则被迫辞去大司马之职。建平元年? ㄇ?），元后又被迫下诏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建平三年（前4），“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养长信宫，坐祝诅下狱。”[6]总之，哀帝时王氏家族完全失势。哀帝依靠的是新兴外戚家族，即丁、傅家族以及他的一位宠幸董贤，他们平步青云，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哀帝崩后，王莽逼董贤自杀，使有司举丁、傅罪恶，皆免官爵。发傅太后与丁后之冢，取其玺绶，烧燔椁中器物。可见王氏对丁、傅、董贤结怨之深。扬雄不在成帝时期淡泊自守，不在平帝时期淡泊自守，而是在王氏集团最危难的哀帝时期淡泊自守，表明坚决不与新兴外戚合作的态度，这只能说明他对王氏集团的忠诚。
    场雄与王氏家族的关系并不一般。扬雄在京师任官，王根是荐拔者。《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此段记载有误。王音死于永始二年(前15)，扬雄38岁之时。所以，“王音”与“年四十余”两者之间必有一误。致误之原因主要有3说，第一认为四乃三之误，主张此说的有周寿昌、钱大昕等人；第二种说法是王音为王根之误，此说较为普通；第三种说法是王音为王商之误。我主张王音为王根之误。明确了扬雄为王根所荐，便会对扬雄与李寻的关系、扬雄在哀帝年间疏离政治的原因等问题有更深切的理解。
    我们知道，扬雄在上四大赋不久就开始疏离政治。他提出放弃三年的俸禄，肆心广意读书观览。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引退，其时应在元延三年（前10）上《长杨赋》之后。为什么会在讽谏事业刚有成就是即有引退之表示呢？这可能与王根的去世有关。汉儒进谏号称刚直无畏，实际上，在大胆的进谏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靠山在作保护。如谷永的几封进谏，其直言不讳令人叹服，但实际上是王氏家族在后面为他撑腰，所以他才能一再地躲过灾难。绥和元年（前8），王根去世，扬雄在政治上失去了引荐者，对皇帝的讽谏没有了政治上的保护，这才使得扬雄开始埋头于学术，开始一种边缘化的生活。
    哀帝时期，扬雄曾经与李寻联手阻止朱博为相。《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中丞朱博为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八月，博、玄坐为奸谋，博自杀，玄减死论。”扬雄为什么会和李寻合作，原因很简单，李寻与扬雄一样，同是王根荐举而为黄门侍郎的。《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载：“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根于是荐寻。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所以扬雄与李寻既是同僚，又

是同门，在政治上基本属一个派系。朱博属于酷吏型人物，《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说他是：“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纲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靠苛察和诡谲升至大位，对儒生抱极端的轻视态度，据《朱博传》载：“博尤不爱儒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但扬雄反对朱博的原因，据我看还不完全是儒生对酷吏那种天然的厌恶与敌视，更主要的是，朱博在政治上乃是一个投机者。朱博原是靠王氏家族成员的举荐而一路迁升的。王凤举荐他为博阳令，又与红阳侯王立相善。朱博无子，王莽还特意买了一个侍婢送给他。但在哀帝年间王氏家族短暂失势之后，朱博又很快投靠了丁、傅集团，与孔乡侯傅晏交结，肆意打击共持正议的傅喜、孔光、师丹等人。当时，为了是否给傅太后、丁姬上尊号一事，王莽、师丹、傅喜与丁、傅集团有着极为剧烈的冲突。哀帝在重臣的阻力与祖母的压力之下依违连岁，久不能决，但最终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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