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

」。他们不仅带来了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军器、船式等「英国文明的成果」，而且还带来了由中国自己体面地向日益迫近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打开大门的一个机会。万树园的主人非常礼貌地招待了来自远方的宾客。但却带着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骄傲将这个机会像尘埃一样轻轻地抹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看护着从周公孔子那里薪传不绝的文明的火种、而这火种燎原之后会为广漠的宇宙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时候，他的骄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复也就是一个有著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答覆。当这个度尽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纪后期终於找到自己的归宿的时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贵的价值，而什么祗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漂浮着的泡沫。

文明常与孱弱结伴，就像野蛮往往与力量搭挡，这是人类的一个宿命的悲哀。鸦片战争之后，被不列颠的炮舰强行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国，突然发现它面对着自两晋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来又一轮「胡化运动」的冲击。如果说「文明世界」在处理人类的种群内部关系方面与其「前驱」相比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步」的话，那就是野蛮民族「恢复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冲动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一个无限地催发欲望的信念体系。新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经不再满足於仅仅征服辽阔的土地，他们还要征服无论是阿提拉大帝还是成吉思汗都无力染指的世界——人类的心灵。在近代历史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中，近五百年来沐浴着人类文明的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令人窒息的「动物文明」。「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注二五）。

　

三

　

从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起，中国就为接踵而来的内变外患困顿不堪；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期看来，真正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六○年代反洋教运动渐起波澜之时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国的基督教势力从一开始就和搭载炮舰而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中国，一体保护。」（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除传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还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西阑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二八）一个宗教如果堕落到了需要凭籍与暴力的联姻来维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为信仰体系已经栋折榱崩。倚仗着「文明世界」的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是一个和拿撒勒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宣传的貌合神离的基督教。以自律、宽容、博爱、谦逊著称的基督教过「近代文明」这个酱缸几个世纪的浸染已经面目全非，当此之时在基督的顶上仍然熠熠放光的只能是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国家利益」的光圈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遣派来华的樊国梁安治泰们尊奉的「神」是民族国家征服异民族的卑鄙龌龊的情态；传布的「福音」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深入到脊髓的敌视情绪；而他们孜孜矻矻经营的「上帝的事业」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称霸世界的宏图大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上帝的荣光在中国显现」。（注二九），教会不仅肆意祗毁「中国所守孔孟之道」（注三○），而且还「纵教民干预公事，挟侮官长，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护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注三一）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

当两个世界秩序的冲突以儒教和基督教相互讦格的形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的时候，它就比斩将搴旗的战争更加惊心动魄。对于一个严谨的儒教社会来说，传教士无异霉菌和酵母；只要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空气就要发酵，水源就要污浊，人的道德就要腐败，和谐宁静的生活就要遭到破坏。中国的民众可能目不识丁，也可能不知道周公孔子，但他们都从融入血液的道德信条受到亵渎的事实感受到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压迫完全不同的压迫，它使每一个曾经涵濡教泽的中国人血脉賁张怒发如狂。「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所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注三一）生於「礼崩乐坏」的衰世，近代中国的绅士阶段品味到了迎风待月诗酒弦歌的前辈们没有体验过的文明变迁的「黍离之悲」。滥觞於基督教世界的野蛮化浪潮就像上古时代的洪水一样汹涌滔天，注定要吞没他们心目中圣洁的宇宙图景。「披髮左衽」的梦魇将中国的绅士阶级推到了反洋教运动的潮头。他们用流言、传单、揭帖、书刊战斗，教一个不知道仇恨的民族什么是种族仇恨。「强盗入室，埋宝秽土」；只有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夷夏之防」，中国的性灵才不至于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澌灭沦丧。就这样，引发了一八九九― ―一九〇〇年「火山大喷火」的地应力一点一点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厚的岩层下面蕴蓄起来。

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会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的时刻，这样的场合在它的领导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将曾经开创「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在外部势力的侵袭和国内政治变动的交替打击之下终於在本世纪初走到尽

头的历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剧，那么秉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这幕悲剧的中心人物。太后是一个灵魂属於古代世界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沾染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不可救药的「商人气质」。在她看来，中国不是广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简单的复合体，它的本质是一团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如果这火熄灭了，那么即使她的国家有著强健的肌体，也不过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贡献一具行尸走肉。对於「生存竞争」奉为圭臬的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厌憎和灵魂深处的鄙夷。伴随着权力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对「用夷变夏」的任何企图切齿腐心。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於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诸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视天下，微医，三日一视臣工医案，病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辩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於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注三三）

传教士还要用「上帝的灵光」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文明国家」甚至连最后这点遮羞布也觉得芜累；只要能满足膨胀的权力欲，这些娴於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卑鄙最无耻的方式公然践踏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过支持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对这种合法性提出异议，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伤害一个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国家的自尊吗？「…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实一贯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两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的运动。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还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无不在祛除西方的势力和影响方面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个爱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层深处的溶岩一样喷薄而出。义和团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图画：

大劫当头，血水横流，就在今秋；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注三五）

人们渴血，不是流仇敌的血，就是流自己颈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鲜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静下来，纔能让锈迹才斑斑的时间齿轮重新启动。

一九○○年六月召集的几次御前会议是义和团运动的转折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争执与其说是主战派主和派之争，倒不如说是人类的情感和理性之间的论争。论争的结果其实早在论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当仇恨像烈火一样熊熊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