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

燃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理性都是渎神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仪鸾殿会议上，太后椎心戟指誓约：「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注三六）当日颁布的宣战上论声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雄雌。」（注三七）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就作为行为主体向高踞在近代国际关系顶端的西方国家集团实施了不计后果的极端的报复行为。复仇的国家不受任何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约束，甚至不顾及自身的利益，国家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渲不可遏制的仇恨。

　

四

　

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统治世界的那一刻起，「公正」就在国际政治领域悄然匿迹；因为这一体系的运转正是以每时每刻戕杀「公正」为前提的。债发生在民族国家固执地相信实力已经为它们在道义的银行开设了无限透支的帐户的时候，并随着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增值。「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注三八）。「公正」注定要在尘世落实；如果不能由一个社会机制的运转实现，就只有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毁坏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复是神圣的――欠下一磅肉就要还一磅肉，一滴血也不差（注三九），锱铢不爽的宇宙平衡器借助人类的报复实现了社会公正。义和团运动是一则暗示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将在人类复仇的火焰烧灼下走向毁灭的寓言――奔突不息的地火从历史的断裂处喷涌而出，将覆罩着世界的虚假的外壳燃为灰烬；伟大的历史运动以最率直最粗鲁的语言倾诉着蕴藏在宇宙深处的精神本质：

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有朝西北真主来，一炬火光化无常。（注四○）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注四一）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注四二）

你们不是迷信人间的力量吗？但在永恒的时间看来，这种力量简直不足齿数，它不能庇佑你们逃脱惩罚；「红阳末劫」（注四三）到来的时候，你们的行为将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遍地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注四四）

义和团运动还不是「末日审判」，它只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次相当温和的告诫。

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国际社会的震颤并没有持续多久，脱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动很快就被维护这一体系的暴力镇压下去。物质战胜了精神，「文明国家」制服了桀傲不驯的「野蛮人群」，基督教民族的赫赫武功也不知道第几百次证明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是培育近视和浅见的最好的温床；正是在目光如豆的现实主义观念的引领下，二十世纪的世界在「国家意志」这一魔性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人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注四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位一切历史时期最伟大的魔术师终于在公元一九四五年开始表演它的压轴节目――核时代。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一触即发的核武器的当量已经超过广岛原子弹的一百万倍；「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说来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注四六）核力量是人类追逐权力的贪欲主使下从自然那里盗来的赃物。「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人类可以轻易地引爆核武器，但却永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本质上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当本世纪驱近尾声的时候，核武器迅速扩散的阴云正在与日俱增；《防止核扩散条约》（注四七）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将可能在明天发生的危机推迟到后天发生。与核扩散的危险日益加剧同时，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以流水线作业的规模永不间断地制造着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已经毒化到了没有明天的地步。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文明世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先生；它不仅尽心竭力地栽培手执左券而又丧失心智的「拳匪」，而且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混天大旗、火牌、飞剑……」（注四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注四九）。如果这门课程继续讲授下去，

还要做什么呢？等着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吧。

一部历史贯穿着永不停息的天人之争――当人类怀着敬畏之心有条不紊地规划前景，天地鬼神也奈何不得的时候，人是强大的；而当它放纵天性，将自己的明天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时候，人是虚弱的。近代世界在征服外宇宙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利品，失去的只有一样，但却是最最宝贵的一样――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从天人之争揭开序幕的时候起，人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屈猥琐地拜倒在「自然」的脚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幻想小说作家儒略·凡尔纳（注五○）的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像是在讲述本世纪初发生的故事了――应当感到毛骨悚然啊，人类搭上了驶向未来的列车，而它不知道这趟车会将自己带到哪一个站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连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也无法遏制人类进行精神探险的勃勃雄心的时候，我们时代面临的灾难就是一个定数。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在其大作《变形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注五一）：

日神的儿子法厄同纠缠他的父亲，要求驾着日神的飞马在空中驰聘一天。慈爱的父亲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你的要求太过份了，你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它的名字叫作「灾难」。但是法厄同不听他的话，还是提出原来的要求。无奈的父亲只好引他到乌尔冈所造的高大的车辇前面。

年轻的法厄登上了轻车，兴高采烈地握住缰绳。日神的四匹快马感到车辇的载重和往常不同，就乱奔起来，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发愁的法厄同从天顶往下看，脸色发白，两膝发软，后悔不该驾他父亲的马。太阳车一直向前冲去，就像风中的船，船上的舵手把不住舵，索性放了手，让神去摆布。

最后轴脱辐散，破车的残躯断片散落一地。法厄同，火焰烧着了他的赤金色的头髮，头朝下栽下去，拖着一条长尾巴在空中陨落。远离故乡，在天的另一边的厄里达诺斯河收容了他，洗净了他余烟未息的脸。

法厄同惨遭杀之祸，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而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孩子，和法厄同一样骄傲的固执的人类也在公元十四世纪「兴高采烈地握住」了「近代文明」这根疆绳，开始了征服宇宙的漫漫长征。法力无边的「理性」将引领着人类在「此岸世界」建成「千年王国」这一新时代的迷信就像癌细胞一样从意大利半岛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天性啊，人永远想办到「自己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的事。早在童年时代，人类就已经「洞悉」了包括宇宙的起源在内的所有的奥秘；也只有当它确信自己全知全能的时候，人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能力远不能匹配膨胀的欲望，这支统治地球二、三百万年的有生世界「黄金贵族」也像可怜的法厄同一样正在一步一步地临近它的「厄里达诺斯河」。

即将来临的二十世纪将是人类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最后抉择的世纪。不是人类的文明克服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逐渐统治世界的人本主义哲学，并将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就是这一从头到脚都在流脓的哲学克服了人类文明，将文明连同它的载体一起送进坟墓。柔弱是生命的徵象，而僵硬则是死亡的朕兆――最可畏惧的就是在应当畏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畏惧为何物。对于向下一个世纪迈进的人类来说，没有比彻底变革已经病入膏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更为急迫的任务了。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为我们带来了缔造持久和平的一个机会，精疲力竭的世界在呼唤者和平。作为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文明世界」也像鸽子一样不时地咕咕着它的「和平新倡仪」，似乎比所有的民族都更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就像磨刀霍霍的屠夫念诵「南无」，从和平的刽子手那里发出的「和平」的呼吁亵渎了「和平」这个最圣洁的词汇。「文明世界」要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它的「和平」的只能是在权力的天平上增减砝码平衡出来的「和平」，只能是肆无忌惮地伤害邻人而不遭报复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再过一万年都不会有的。「多行不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