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解决思路。有的说"三农"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制度问题无关；有的说"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说"三农"问题，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还有的说"三农"问题在农外，说到底还是个工业问题。对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笔者想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三农"是结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目前主要有二方面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经济学家，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各个部委办、各级地方政府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简称"结构派"。他们主张"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结果，与制度无关。如果说是制度的问题就是别有用心，是无限上岗上线，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是以非政府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的观点，简称"制度派"。他们认为现在"三农"问题，说到是一个制度问题，既是过去制度造成的结果，也是现在"三农"问题难以根治的原因。制度既是"三农"问题的因，也是"三农"问题的果，其总的根源是制度。因此，他们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制度，或者说抑制农业发展的制度，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只从结构入手解决"三农"问题，是治标不治本。

笔者认为，二方面的意见都正确，又都不完全正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实，"三农"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经历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因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恩格尔定律和凯恩斯定律就会自动起作用，"三农"问题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会自动起作用。因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就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越来越低。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农业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其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降低，农业创造的财富就相对的减少。这使"三农"问题将更加突出。三是农业和农民对新增国民财富的作用越少，农民所能够从市场中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农业、农村、农民就会陷入希克斯年说的"贫穷恶性循环"。归纳起来就是以下五个方面表现为结构问题：①农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跟不上非农产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问题；②农民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并保证城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拉大，这是一个收入结构问题；③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为农业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市场，使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过剩，这是市场结构的问题；④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这是劳动力结构问题；⑤农村的发展不仅缺乏资金，而且农业资源还不断的流向城市，这就势必导致城乡发展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这是城乡结构的问题。所以"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结构派"是正确的。

"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上述结构问题固然可以自然产生，但是对于我国来讲，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的。首先长期的非农化的发展战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问题积累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的、超常化的非农化战略诱致的。非农化就是以城市为偏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成了工业化最大问题。在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筹集发展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做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其次长期的抑商政策。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建国以后，也不太注重商业态的培育，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掩盖了。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目前非农化的制度安排既是"三农"问题得以维持的原因，更是今后"三农"问题严重的后果。现在还有如下制度诱致"三农"问题：①以小农为本位的农业经营制度阻碍了农业效益的进一步提高；②无法提供财产安全的农村财产制度抑制了农民财产积累的冲动；③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地权制度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非农化的需要；④不合理、不规范的农村财税制度难以有效的形成新的激励，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如财权、事权、人权分离的财税制度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的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如税费不清的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削弱了农民发展后劲；⑤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如投资主体错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如严重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分配制度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后劲。排斥、拒绝农民的农村信用制度抑制了农民的投资欲望；⑥弱保护、低覆盖、不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无法满足农业和农民市场化、国际化的需要；⑦匮乏、扭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⑧"路径依赖"强和创新少的农村组织制度根本无法带领农民进入市场；⑨城乡分割、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和农村城市化；另外　"意识形态"浓的农业行政管理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农业宏观调控和农民服务的需要。所以"制度派"认为"三农"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要从二个阶段来看。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三农"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制度引致的，制度是根，结构是果，但是这中间，结构互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是主因，结构是辅因。这是我国特殊的经济战略所决定的。当然就是不推行这种非农化偏好的战略，结构的互动也会产生"三农"问题，只是时间会慢点、问题的程度会轻点而已。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制度主要体现为对解决结构问题的不适应性和产生未来"三农"问题、或者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在目前制度和结构就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使"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三农"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K fg +JtT] =~B3"&YZ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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