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

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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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扬帆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和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 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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