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

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多关键之一，可惜后人着墨不多。将革命之原因与负面结果全部归咎于文人，反而有夸大文人作用之嫌，甚至可能从批评一端坠入被批评者的“文化决定论”。但是，革命前的文人启蒙与革命中的社会动荡，两者之间也确有一层负面联系。反省这一联系，有可能会使至今还数量庞大又沉睡于“五四”以降一支新传统中不醒的文学青年，感到气闷。事实上，自“五四”形成那支新传统以来，法兰西文人作品包括哲学在内，在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记录中总占上风，除了这一流派多具左倾性格，容易通过意识形态之嗅觉，而其他流派则难有如此幸运，网密如篦；还因为接受者之智力结构与法兰西有家族相似，不与英美同，容易通过接受者的智力过滤，网漏吞舟。

§§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

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马鞍下增设一激情踢马刺，当使胯下飞奔，在空间上放大，在时间上延长，直至延伸到文学所在地──精神领域，啃噬文学它自己。

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前者仅为应急，由一个外人来挑破殖民地与母邦之关系已名存实亡，说服当地人正视现实，敢于独立；后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较、政治程序上立论，说服百姓投票通过1787年宪法。两本小册子，反映美国革命之“历史性局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扩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后一本小册子，在那样重大的历史关头，却不向文化深处挖，更没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圣地：如“改造国民性”、如“伦理觉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后觉悟”、如“文化革命才能最终保障政治革命”。是否18世纪北美民众觉悟已高，不必改造？当然不是。当日民众之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此后两个世纪以法国革命领衔的另外几场大革命。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美国革命说穿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单调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的政治当然有失败记录，还有撤烂污的时候，如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世纪末选出的那几个总统，可谓一塌糊涂，乏善可乘。但是这样的政治有一点好：政治与社会领域其它领域有一条隔离带，大失败与撤烂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调，不至于蔓延为其它领域的大动荡。无怪后人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国之特权。同样是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此前也有1781年邦联条例的失败，人谋不臧，呈瘫痪之势，此时之北美，如果按照法国革命的逻辑以及中国读者习惯的思路，很容易往政治之外想，把一场政治失败从参与者人谋不臧扩展为全民族抽象的文化责任。从1781失败至1787年改制，华盛顿们确实是有足够多的理由，将邦联制瘫痪归咎为一场文化失败或国民之劣根性：如各州“只知地方自保，不顾全局利益”；民众“只知私利不知公意”；民军之挫败“是因为拖着王权思想之小辫与英王作战”，等等。但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1787年北美之令人沮丧，是有一点象法国的1793，也有理由走向一场深挖“人性劣根”、“道德革新”、“国民改造”的文化战争，而法国果然就这样发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再从社会革命走向“共和2年的文化革命”。但在北美费城，面临差不多的政治危机，那55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一旦成文，则交公众投票。至于公众，400万人中有投票权者，也不过是一群“农众”，在传阅《常识》之前，至多只读过一本《圣经》。大选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11月第一个星期二，是在等这群农业人口在那个月里先把一年庄稼收割完毕，临出发前的星期日上午还要进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骑马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投票地点。看不懂选票者，还要允许他们以玉米粒而代之。如此村夫愚顽，更兼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惯例，从农业社会至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至今日所谓后现代，社会形态两次变迁，总统历经43届，而大选之日不敢变。放在中国，岂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末庄中人”，不是阿Ｑ，也是赵老太爷。当有萧涧秋自北大来，先打倒赵老太爷（华盛顿），再启蒙阿Ｑ（谢斯起义），特别是要通过读“新小说”而改造“国民性”，阿Ｑ文化觉醒，才可放心让其投票，否则就可能被“柿油

党”（汉密尔顿）误导。而北美则不然，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倘有新传统文学青年出，当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乡村宪法，间杂玉米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如之，一“末庄文化”耳！

唯法国可让中国的新旧文人称心。他们是更深层次即文化层次上的“姊妹”，历史来源不一，文人病如一。法兰西的政治身首异处，“生活在别处”，政治中的可变因素不在政治，却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于文学和观念领域之中。按托克威尔说法，如果法国人能够有数年一度的三级会议参与政府管理，哪怕他们能够持续参加地区一级的议会，加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对具有真空纯度的纯粹理论保留必要的怀疑，不会让作家们的抽象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寻找政治权力与知识份子权威分离的社会学原因时，托克威尔抱怨：法兰西民族疏远具体事务，厌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无能为力去改革它，同时，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托克威尔发现，法国“权力No.1”即“君权”，并不是结束于其他状态，而是结束于这种精神分裂症。文人们远离政治，却能够在文学或者哲学氛围中谈政治，而能够谈的却又只剩下他们！这使得文人有更大的空间更热忱的勇气向深处挖掘政治的“文化老根”，何况这个政府还悬赏出题刺激这些谈论。

§§北美“革命者”看法国革命

那一代美国领袖是法国革命的目睹者，甚至是亲历者。征鞍未解，彼岸革命就已上马，当然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并逐渐担忧起来。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后来都参加了费城制宪会议，那55个人的签到本给左翼史学家提供了阶级分析的最好文本。根据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统计，55个代表多半是实业人士，至少是律师，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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