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

即使某些人是个意外，毕竟为数太少，终究敌不过革命胜利所带来的豪情壮志和巨大的优越感。于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被定格为是历史地位高超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而且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就连一向沉稳、谨慎的列宁也庄重地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⑷不错，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公正地说，社会主义的确有过石破天惊的壮举和高歌猛进的辉煌，但也有过不堪回顾的失误和痛心疾首的曲折。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负效应相抵之后，到底情况怎样？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都公认经济上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也坦陈文化硬件设施上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实物形态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认真统计，用数字明确指证高低优劣的，所以容不得人不承认它。但是，对于文化软件上的东西，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上的东西，因为其非矢量化特性，无法通过数字计算进行具体比较，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便能在这些领域里，几乎是无一无例外地长期声称自己大大强于资本主义。实际的情形果真是这样吗？比之于革命胜利前的旧社会，无庸置疑，社会主义在这些领域确实取得长足进步，但是，能不能据此肯定在这些领域里都已经超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呢？让我们看看个别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头脑清醒时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晚年针对苏维埃的可悲现状和严重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⑸；是“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⑹是“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⑺的机关。列宁的话虽是激愤之辞，不免言之过重，但当时苏维埃的绩效肯定比沙俄政权好不了多少，这是可以确信的。毛泽东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⑻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在这类问题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⑼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⑽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位领袖人物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讲得最坦诚、最实际的一位。如果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早已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了，还用得着强调“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吗？！综合上述领袖人物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至少在行政管理、法治、人事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总之，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因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要民主百万倍”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在这种政治态势笼罩下，除了共产党核心人物之外，谁要是胆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附带微辞，那就是人民和国家公敌，轻则让你身败名裂，声誉扫地，重则让你身陷囹圄，人头落地。一个本来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提高和完善的新兴制度现在变成了神圣不可怀疑，不可触动的东西。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自我反思与改革完善之路便被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定位问题上的失误，要比教条主义的失误危害更大。因为只要能够摆正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就不会骄傲自大，自视过高，就比较容易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就能较为谨慎客观地对待世事，从而及时发现自己初创制度中的缺陷并适时将其补充、完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做不到这一条，那就只能在教条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了。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虽然在社会历史的定位问题上比以往清醒、客观得多，但是，很多人在政治制度，这个一向是社会主义国家讳莫如深的领域，并没有完全打开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个别人甚至完全没有打开。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今后仍需扎扎实实地做好正本清源工作。

四、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

纳和吸收；大批深得民心、年富力强、多有谋略的治国安民之才长期被湮没，各级党政干部的政治素质日渐下降，直至形成官僚主义泛滥，甚至个人崇拜盛行的局面，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难以自救的困境。假如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十分注重并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制度的民主化程度和适用性，那就不容易出现那么多的教条主义和那么严重的“定位”失误，即使出现了，也应该比较容易纠正。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青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甚至给党内高层一些政治庸人，乃至心怀叵测的人，长期安居要位，拥权自重，胡作非为提供了机会。由此，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惨遭杀害；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彭德怀被扫出政坛；捷克著名经济学家，有改革之父称号的希克先生一度也只能离家去国，流落他乡……据有关统计，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⑾；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清洗的人数。至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打过护制名义，不同程度地在党内外搞过对不同意见者的清洗。可是，与这种凄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个人崇拜盛行，领导职位和特权终身享用，或者是变相终身制；有些则是夫妻，或兄弟，或父子，甚至带上其他亲眷同时执掌国家大权。在这方面，做得最出格的是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他执政的巅峰时期，其妻是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掌管党内干部大权，实际上在党内是仅次于齐氏的第二把手，同时，她还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其子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其儿媳妇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年队组织的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其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连其妹夫也是中央委员、中央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齐氏家族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数十人，实际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行的是地道的家族统治。⑿像这类封建余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就是在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少出现，但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却堂而皇之地长期存在。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什么资格阔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百万倍”“优越性”？！

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谈到历史原因时，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