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演进

p; 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这种历史反省的痛苦方式，帮助他们完成了人道的归复和心理素质的更新。他们指出，中国伦理观念的最大落后性，在于没有近代政治意识。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区别，夜郎自大，害怕竞争；不懂得国家与朝廷之界限，甘当“一姓之家奴走狗”；不了解国家与朝廷之关系，自居于奴隶之地位而不悟。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病灶，是奴隶性、愚昧性、自私性、虚伪性、懦怯性和妥协性。它们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培养成的，因为历代统治者最需要民众的驯服和无知，“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52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者愚民的理论，是奴隶性的根源，“以君为臣纲而奴隶著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妇纲而奴隶伏于床第”，“此实奴隶之木本水源也。”53“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54因此，“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催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55由此，他们开始摒弃中西文化问题上儒家道统的偏见，嘲笑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561901年梁启超总结了《清议报》的四大特色：（一）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三）明朝局，“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厉国耻，“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57这里实际上概括了维新派的新时期政治纲领，也是他们和传统观念决裂的鲜明界碑。 
    
    四 
    
    维新派在《清议报》时期不仅发生了迅速转化，而且发生了急剧分化。首先，由于戊戌政变，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他们在保皇问题上发生分歧。1900年7月，唐才常准备自立军起义，在上海组织国会，会章中有忠君救国的宗旨，章太炎当场反对，“指为不合时宜，”并且“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588月，他就从理论上批判君主立宪，指出中国民族自救必须首先推翻满清民族压迫，因此不能套用日本君主立宪的模式，“今夫中国非可以日本为例者。彼以二千五百年之旧主，神器相传，无有移易……故维新之始，虽以志士搏击呼号，得尊大功，而卒以尊王为成绩。是岂处异种者所得援以为例哉！”59其次，康、梁对自立军起义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的政治威信扫地，“是时汉口失败诸志士多逃亡日本，群责康、梁拥资自肥及贻误义师之非。”60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也加剧了维新派的分化。章太炎的上述转变，就与此有关。章于1899年夏天由梁启超结识孙中山，“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611901年春天，《清议报》郑贯一等人也与革命派密切往来，“恒在孙宅流连竟日，大招清议报同事之忌。”62夏天，孙中山的事迹在东京留学生中间开始流传。吴稚晖回忆说：“忽有一天听说加三点水的孙文，也到了横滨，正与梁启超天天谈话，他竟敢不赞成梁启超……程吴天天上我们家里来谈说这种新闻。”63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见成熟，革命派的历史价值终于被人们重视。 
    分化同样发生在康梁之间。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思想水平却没有得到多少提高。这个阶段他死守保皇界线，甚至对清议报上“革命”、“民权”、“自由”之类的名词也表示不满，还反对刊登谭嗣同《仁学》一书，直到五四时期，他仍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这证明他的封建思想意识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和革命派合作问题上，态度也相当僵硬。这些不仅预先规定了与革命派日后的对立，而且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后来革命与保皇的争论，其是非黑白已由历史作了结论，这是无须多说的。问题是维新派中的相当一批人，既然已经基本上树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为什么又坚决支持康有为的保皇纲领，尤其在梁启超等人身上，这个矛盾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滑进了保皇主义。首先，他们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对中国国民性的毒害，但是对消极因素的过分强调和批判反而导致自己也走向了消极，“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64他们认为，当前处于一个政治、学术、道德上的新旧过渡时代，实行君主立宪“最速亦须十年乃至十五年”65。因此必须也只能继续坚持思想启蒙的行动方针。其次，他们用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武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

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66可是由于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们又害怕自由民权会削弱国权，丧失民族对外竞争的能力。1902年这个想法被和盘托出：“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然今之言此者，与十八世纪之言颇异，盖十八世纪时代，人民运动之范围在本国，今则运动之范围普及于天下。今世之知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当此帝国主义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于中央，则国家终不可得安。”6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渴求民权自由，希望民族振兴，无疑是进步的，只不过比他们进步更快的近代历史，使其黯然失色了。 
    
    
    注释： 
    ① 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兴起及其过程》，《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84页。 
    ②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23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270页。 
    ④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⑤ 此外还有26391和27446两个统计数字，可参考。 
    ⑥ 刘兆璞：《清代科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79年10月版，第114页。 
    ⑦ 《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130页。 
    ⑧ 《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戊戌变法》第3册第3页。 
    ⑨ 徐致靖：《请废八股疏》，《戊戌变法》第2册，第339页。 
    ⑩ 同②。 
    11 同⑦ 
    12 唐才常：《浏阳兴算记》，《唐才常》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158页。 
    13 《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255页。 
    14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31页。 
    

《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演进(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