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
而且，由于理念和共相
才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了事物的基础和原则，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
任何现实中的事物都应该具有某个确定的目的，即朝着理念和共相所规定的方向
发展以完善自身。总之，整体主义和目的论必然导向对现实批判的审视，并努力
寻求现实完善自身的途径。当然，这种哲学观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历史现实在哲学
家脑中的投射。在现实层面上，古希腊的城邦体制造成了对人们生活的全面统摄，
个人的完善要独立于城邦而实现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城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国
寡民，公民的生活与城邦的活动难以区分。因此柏拉图强调追求城邦的和谐、统
一和强盛，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 人在本质上是城邦的动物".
经过在哲学与现实层面上的阐述，城邦与伦理的关系便显现了。在整体主义
的视野下，城邦作为整体具有个人无法代替的价值。个人的道德完善必须求诸于
城邦自身道德的完善。因此真正好的城邦就应该是正义的，也即应具有伦理上的
价值取向。而目的论也要求城邦自身需要一个目标来规范其行为。在古希腊的思
想家看来，这个目标便是善。苏格垃底深信，城邦应该是一种为了某种善的目的
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同样也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亚
里士多德也认为，"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
标。"[5]在他的眼中，政治学就是研究城邦的善。可见，伦理不能独立于城邦而
真正得到实现，城邦统摄了伦理。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城邦不能离开伦理的价值
取向，否则就是非正义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实际上就是政治。因此城邦与
伦理的关系就等同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这种古典伦理政治观虽然表明了政治学
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伦理学，实际上却是抬高了伦理价值的规范意义。因为政治充
当着伦理的手段，政治只有具有伦理关怀才算正当。在此，伦理规制了政治，因
而能对政治进行价值上的批判。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上阐述的只是西方古典
伦理政治观的本质内涵。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案，不同的思想家无疑具有不同的想
法。比如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城邦的善，而亚里士多德则
倾向于更现实地采用常识来达到政体的优良。但是这些分歧并不妨碍西方古典伦
理政治观本身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即政治必须以伦理为基础和目标。
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
经过希腊化和古罗马时代直至中世纪，尤其是到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西
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基本上退出了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位置。贡斯当在其著名
的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演讲中，就将古代与近代的自由分别视为
共同体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从而在历史时段上排斥了古典观念在现代社会存在
的合法性。很明显，近代出现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当作个人为了实现更好的自我
保存所不得不依靠的手段和工具，就已经剥离了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光环。政
治与伦理逐渐予以分离，而国家并不以伦理为价值取向，相反被视为必要的恶。
毋庸质疑，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自由主义者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批判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不能因此而陷入不加审视的狂妄之中。当
代自由民主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危机无疑与这种虚妄有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那样，一种事物只有在其发展的终点或完成阶段才显现出其本性。当现代社会正
在向后现代演进并已暴露出种种弊病的时候，当代自由主义者却依旧沉醉于近代
自由主义者对古典观念的激情批判中，而对自身缺乏谨慎的反思。综观他们的思
想，笔者认为在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评价上，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主要表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古典伦理观的误读。古希腊思想家在论及伦理时，主要是讲正义。
在《理想国》的开篇，柏拉图就提出了" 何为正义" 的论题。柏拉图认为，
传统的正义观都不适当地与狭隘的利益关系相联系，这种情况使人们的正义观各
不相同。而他认为存在一种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客观的、普遍的正义标准。在谈
到理想的城邦时，柏拉图说，"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
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
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6]根据这种标准，柏拉图认为城邦应该有统治、保卫和生产三种职能，响应地，
城邦也应该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哲学家）、护卫者和生产者。只要这三个
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就实现了正义。柏拉图实际上是从个人的角度来
得出以上结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
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
佳状态。由此推及城邦，哲学家、护卫者和生产者便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的
代表。因此，由哲学家领导护卫者统治生产者，城邦就是正义的。虽然亚里士多
德对柏拉图的正义观有诸多批评，但在对政治正义的具体分析中，他认为" 所谓
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7] 其中" 比值的相等"
无疑是按着公民的能力来进行的等级划分，在这方面与柏拉图基本一致。此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奴隶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
的体现。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智的德行估价的高于一切。所谓伦理
和正义也与理性紧密相关。针对这种正义观，当代自由主义者
违自由主义的伦理观，罗素就说，" 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
个范围就是' 非正义' 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
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8]因
此罗素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差不多完全没有可以称之为仁爱或慈爱的东
西。
人类的苦难——就他所查觉到的而论——并没有能在感情上打动他。"[9]可
见，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古典伦理观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排斥个人的自由
和权利，在本质上其实是不道德的或不" 伦理" 的。
二是对古典伦理政治观本身的误读。这种误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政治本
身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统摄将导致的极权危险。就政治的性质和范围
来讲，古希腊思想家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实现人和城邦的善，所以其范围无疑包
括伦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城邦的善则 《重新解读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3317.html
才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了事物的基础和原则，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
任何现实中的事物都应该具有某个确定的目的，即朝着理念和共相所规定的方向
发展以完善自身。总之，整体主义和目的论必然导向对现实批判的审视，并努力
寻求现实完善自身的途径。当然，这种哲学观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历史现实在哲学
家脑中的投射。在现实层面上，古希腊的城邦体制造成了对人们生活的全面统摄，
个人的完善要独立于城邦而实现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城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国
寡民，公民的生活与城邦的活动难以区分。因此柏拉图强调追求城邦的和谐、统
一和强盛，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 人在本质上是城邦的动物".
经过在哲学与现实层面上的阐述，城邦与伦理的关系便显现了。在整体主义
的视野下，城邦作为整体具有个人无法代替的价值。个人的道德完善必须求诸于
城邦自身道德的完善。因此真正好的城邦就应该是正义的，也即应具有伦理上的
价值取向。而目的论也要求城邦自身需要一个目标来规范其行为。在古希腊的思
想家看来，这个目标便是善。苏格垃底深信，城邦应该是一种为了某种善的目的
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同样也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亚
里士多德也认为，"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
标。"[5]在他的眼中，政治学就是研究城邦的善。可见，伦理不能独立于城邦而
真正得到实现，城邦统摄了伦理。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城邦不能离开伦理的价值
取向，否则就是非正义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实际上就是政治。因此城邦与
伦理的关系就等同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这种古典伦理政治观虽然表明了政治学
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伦理学，实际上却是抬高了伦理价值的规范意义。因为政治充
当着伦理的手段，政治只有具有伦理关怀才算正当。在此，伦理规制了政治，因
而能对政治进行价值上的批判。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上阐述的只是西方古典
伦理政治观的本质内涵。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案，不同的思想家无疑具有不同的想
法。比如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城邦的善，而亚里士多德则
倾向于更现实地采用常识来达到政体的优良。但是这些分歧并不妨碍西方古典伦
理政治观本身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即政治必须以伦理为基础和目标。
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
经过希腊化和古罗马时代直至中世纪，尤其是到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西
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基本上退出了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位置。贡斯当在其著名
的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演讲中，就将古代与近代的自由分别视为
共同体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从而在历史时段上排斥了古典观念在现代社会存在
的合法性。很明显，近代出现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当作个人为了实现更好的自我
保存所不得不依靠的手段和工具，就已经剥离了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光环。政
治与伦理逐渐予以分离，而国家并不以伦理为价值取向，相反被视为必要的恶。
毋庸质疑，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自由主义者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批判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不能因此而陷入不加审视的狂妄之中。当
代自由民主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危机无疑与这种虚妄有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那样，一种事物只有在其发展的终点或完成阶段才显现出其本性。当现代社会正
在向后现代演进并已暴露出种种弊病的时候，当代自由主义者却依旧沉醉于近代
自由主义者对古典观念的激情批判中，而对自身缺乏谨慎的反思。综观他们的思
想，笔者认为在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评价上，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主要表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古典伦理观的误读。古希腊思想家在论及伦理时，主要是讲正义。
在《理想国》的开篇，柏拉图就提出了" 何为正义" 的论题。柏拉图认为，
传统的正义观都不适当地与狭隘的利益关系相联系，这种情况使人们的正义观各
不相同。而他认为存在一种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客观的、普遍的正义标准。在谈
到理想的城邦时，柏拉图说，"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
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
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6]根据这种标准，柏拉图认为城邦应该有统治、保卫和生产三种职能，响应地，
城邦也应该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哲学家）、护卫者和生产者。只要这三个
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就实现了正义。柏拉图实际上是从个人的角度来
得出以上结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
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
佳状态。由此推及城邦，哲学家、护卫者和生产者便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的
代表。因此，由哲学家领导护卫者统治生产者，城邦就是正义的。虽然亚里士多
德对柏拉图的正义观有诸多批评，但在对政治正义的具体分析中，他认为" 所谓
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7] 其中" 比值的相等"
无疑是按着公民的能力来进行的等级划分，在这方面与柏拉图基本一致。此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奴隶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
的体现。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智的德行估价的高于一切。所谓伦理
和正义也与理性紧密相关。针对这种正义观，当代自由主义者
认为这在根本上有
违自由主义的伦理观，罗素就说，" 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
个范围就是' 非正义' 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
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8]因
此罗素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差不多完全没有可以称之为仁爱或慈爱的东
西。
人类的苦难——就他所查觉到的而论——并没有能在感情上打动他。"[9]可
见，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古典伦理观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排斥个人的自由
和权利，在本质上其实是不道德的或不" 伦理" 的。
二是对古典伦理政治观本身的误读。这种误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政治本
身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统摄将导致的极权危险。就政治的性质和范围
来讲，古希腊思想家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实现人和城邦的善，所以其范围无疑包
括伦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城邦的善则 《重新解读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