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个案一种：“脱口秀”在国:试评近年兴起的电视谈话节目

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 “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他们象城镇厅后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集合在一起。”②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的越来越小, 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脱口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人们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以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样行事。《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在谈到创办《实话实说》这个节目的动机时也同样认为“因为社会变化给人带来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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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谈话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从世界范围来看，“脱口秀”是一种符合当代电视节目发展趋向的节目样式。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和电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质使得这类节目的产生有了客观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大众不满足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越来越小的公共空间而强烈渴望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又为它提供了主观上的某种必然性。中外“脱口秀”的兴起究其根本都离不开这两点原因。但又因为中西具体社会语境的不同，中国 “脱口秀”的发展轨迹必然会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风貌。
2. 《实话实说》：中国式“脱口秀”的成功范例
《实话实说》是中国谈话节目的一面旗帜，它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立了中国谈话节目的典型模式，以至于后来的节目很难达到它的高度。所以，用《实话实说》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的谈话节目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的发展历程可以全面地折射出 “脱口秀”这种在西方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节目形式是如何被中国本土化并且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实话实说》1996年3月16日开播，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是一个空白，它在一开始的确是借鉴了国外脱口秀的经验。因为在美国这种节目形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形式和风格已经相当成熟了。《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双料制片人时间就曾撰文说:“不错，我们的确是学习了国外TALKSHOW这种谈话节目，但如同其他的事物照搬总行不通，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④由此可见谈话节目在一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被本土化了。与美国脱口秀为了争取收视率而强调节目的娱乐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国几乎所有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它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有人将之称作娱乐性新闻节目。因此中国式的"脱口秀"更强调节目的谈话性质即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实话实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场所，它由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谈话系统通过让人们在其间自由讨论某些问题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实践中它的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它的每一期节目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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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话实说》的成功代表了处于9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国大众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人们的价值追求从政治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功利主义，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强调个人的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观众一方面不再满足媒体整日正襟危坐的形象，他们开始有了对娱乐、幽默、轻松节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希望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于其中，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媒对自身功能的定位也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宽松，传媒工作者不甘于政策传声筒角色，他们寻求一种能更好地表达自我方式。可以说，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媒的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以这种关注中为中国当时趋于呆板的电视节目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93年的《东方时空》是这场传播理念革命的产物，它孕育了90年代中后期电视节目主要的价值取向和节目样式。比如它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以纪实电视的理念用记录片的形式原滋原味的反映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成为中国传媒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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