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维方式的“无为”
闻，心无所知，...... 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也就是说只有不识不知，不进行任何人为的认识活动，才能得到真知。所以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 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为”决不只是某家某派某个人物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一 种思想主张，它贯穿于各家学说讨论的许多问题之中，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因此“无为”是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无为”思维模式的意义
先秦诸子文章中时有 以大禹治水为例来说明“无为”、“静因”之道者。如孟子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就是无为。《吕氏春秋》也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 之功也。”（《吕氏春秋·贵因》）禹治水的方法跟他的父亲鲧不同。鲧的方法是人为的“湮”，费力多而功效低。禹的方法则不同，他因顺着水的自然流势无为而治，“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国语·周语》），把水引进了东海。传说鲧的性格是为人“悻直”（《楚辞·离骚》），“负命毁族”‘（《史记·五帝本纪》）’。可知是个刚愎自用之人。而禹的性格亦与其父相反，古书上说他“好问好察迩言”（《中庸》），“乐取于人以为善”，（ 《孟子》）性格颇有随和因顺的色彩。也许先秦思想家“无为”“静因”的思想方法确曾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得到过某种启示。
另外，“无为”、“静因”的思维模式的形成，可能和中国古代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社会形态有关。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们对于天时、地利等客观外在条件的极大的依赖性。与富于迁徙性的游牧民族不同，农耕社会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来同自然力量相抗争的情况下，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客观外部环境的因顺与适应，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其后果当然是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开拓性、创造性、进取性等精神，在“靠天吃饭”的严酷现实面前，受到了压抑。因而“无为”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文化中诸如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等消极方面，与“无为”思维模式不无关系。
但是，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无为”思维模式，特别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后现代”的话语环境中来加以评价时，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不少极其可取的，很有价值的意义。笔者认为其意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无为”思维模式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色彩。 它引导人们注意到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同一性，以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如“为”与“不为”，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一件事情的原因和结果，目标与手段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有多种可能性，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 相反相成，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的。
（２）、“无为”思维模式带有反向思维的特征。它提醒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妨运用反向思维，脑筋急转弯，换个角度看，回过头来看，退下一步看，也许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你身后，或许问题竟可以不解而解。它还提示人们一种高明的策略智慧，解决问题并非只有一条路，也并非总是需要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有时不妨以退为进，先退后进，有时可以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有时则要适可而止，止于至善。
（３）、“无为”思维模式是富于妥协精神的思维模式。它提示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对立关系时，采取随和的、妥协的态度，不要总是固执己见，不知退让，不要总是搞对抗，搞“斗争哲学”。要善于 与对方寻求共同点，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取得妥协。这种妥协 精神对于一个现代文明民主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民主精神的一个要素就是妥协，没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妥协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又如，对于分歧很大，争执不休的敏感政治问题采取“不搞争论”的态度， 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无为”式的妥协智慧。此 正老子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４）、“无为”思维模式是一种尊重客体的思维模式。它提示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与“行”的活动中，对“知”与“行”的对象与客体要采取尊重的、因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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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为”决不只是某家某派某个人物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一 种思想主张，它贯穿于各家学说讨论的许多问题之中，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因此“无为”是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无为”思维模式的意义
先秦诸子文章中时有 以大禹治水为例来说明“无为”、“静因”之道者。如孟子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就是无为。《吕氏春秋》也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 之功也。”（《吕氏春秋·贵因》）禹治水的方法跟他的父亲鲧不同。鲧的方法是人为的“湮”，费力多而功效低。禹的方法则不同，他因顺着水的自然流势无为而治，“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国语·周语》），把水引进了东海。传说鲧的性格是为人“悻直”（《楚辞·离骚》），“负命毁族”‘（《史记·五帝本纪》）’。可知是个刚愎自用之人。而禹的性格亦与其父相反，古书上说他“好问好察迩言”（《中庸》），“乐取于人以为善”，（ 《孟子》）性格颇有随和因顺的色彩。也许先秦思想家“无为”“静因”的思想方法确曾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得到过某种启示。
另外，“无为”、“静因”的思维模式的形成，可能和中国古代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社会形态有关。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们对于天时、地利等客观外在条件的极大的依赖性。与富于迁徙性的游牧民族不同，农耕社会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来同自然力量相抗争的情况下，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客观外部环境的因顺与适应，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其后果当然是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开拓性、创造性、进取性等精神，在“靠天吃饭”的严酷现实面前，受到了压抑。因而“无为”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文化中诸如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等消极方面，与“无为”思维模式不无关系。
但是，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无为”思维模式，特别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后现代”的话语环境中来加以评价时，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不少极其可取的，很有价值的意义。笔者认为其意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无为”思维模式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色彩。 它引导人们注意到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同一性，以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如“为”与“不为”，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一件事情的原因和结果，目标与手段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有多种可能性，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 相反相成，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的。
（２）、“无为”思维模式带有反向思维的特征。它提醒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妨运用反向思维，脑筋急转弯，换个角度看，回过头来看，退下一步看，也许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你身后，或许问题竟可以不解而解。它还提示人们一种高明的策略智慧，解决问题并非只有一条路，也并非总是需要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有时不妨以退为进，先退后进，有时可以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有时则要适可而止，止于至善。
（３）、“无为”思维模式是富于妥协精神的思维模式。它提示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对立关系时，采取随和的、妥协的态度，不要总是固执己见，不知退让，不要总是搞对抗，搞“斗争哲学”。要善于 与对方寻求共同点，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取得妥协。这种妥协 精神对于一个现代文明民主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民主精神的一个要素就是妥协，没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妥协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又如，对于分歧很大，争执不休的敏感政治问题采取“不搞争论”的态度， 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无为”式的妥协智慧。此 正老子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４）、“无为”思维模式是一种尊重客体的思维模式。它提示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与“行”的活动中，对“知”与“行”的对象与客体要采取尊重的、因顺的
态度。不要无视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一味膨胀主体的自我意识，按照主观 意图恣意妄为。具体来说，就是认识事物，要怀着“虚静”之心，排除主观偏见。做事情，要以“因顺”的态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对客体的尊重也提示人类要尊重 自己生存于其间的环境。现代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为”之过分， 而“因”之不足，没有给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以足够的尊重， 这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现在是到了应该纠正和补救的时候了。
《作为思维方式的“无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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