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意志有多善？
习俗的角度来看，人人皆应遵从，这显示它所表达的强制是一种非假言的使用。俱乐部的规定也是一样，如：“不能带女士进入吸烟室”，其所表达的强制对每一会员皆有效，显示其非假言使用的面相。如果以“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作为定言令式之证据，说明道德判断只能是定言令式，那么习俗及俱乐部规定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但它们很显然不是康德意义下的定言令式，更非道德判断。
回到前面的例子，中国人会说：为人子女应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某种意义下的“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能否作为道德判断的判准？而其它如“无限制地被视为善”或“绝对的内在价值”是否能够？
我认为Foot 之批评的确触及了康德伦理学之重心，也提供我们重新审视“善的意志”的概念架构。单单以“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是不充份的。康德唯一的出路在于“人性”与“善的意志”对于道德概念的补充说明。
3. 人性（humanity）与善的意志
Christine M. Korsgaard 7提出三个重要的文献来解析康德的“人性”概念：一是在德性学（Doctrine of Virtue, Tugenlehre）8，人性的特征在于“设定目的的力量”9，基于人性的目的，理性的意志有义务，使我们能配得人性的价值，提升我们实现目的的能力。二是在＜人类历史的推测的开端＞（Conjectural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10，理性引导人性去发展自己的欲望，如爱与美的感受，道德是这个发展的终极目的，“理性可以为我们在选取目的上得到完全的引导”11。第三部份在＜宗教＞（一般简称为Religionsschrift）一书12，康德提到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人格（Persoenlichkeit），一种受理性引导去作选择的能力，理性无条件地服从律则。初步来看，“人性”概念指的是“设定目的的力量”，这个力量本身是理性，当它是实践理性时，则这个作为“设定目的的力量”本身，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因而成为“目的自身”。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康德提到：“假定有一物，其存在本身具有一项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目的自身，而能为确定的法则之根据。那么在它之内，而且唯有在它之内，存在一项可能的定言令式（...）之根据”（Grundlegung, 42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并不是单纯地从“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而是在确立一个受实践理性引导之人性的绝对价值，以在现实中保存或提升这项价值为道德的本质。康德从一开始界定定言令式时，就提到“如果这个行为被表明为自身即善的，因而必然的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13，它便是定言的。”（Grundlegung, 414），客观的必然性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在于“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也就是行动以人性的绝对价值为出发点，不将自身及他人人格中的人单单视为达到这行动目的的工具14。
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康德与Foot 的分歧点，从康德的立场来看，德行虽构成人格的内在价值的一部份，可以矫正个人的行为，但它们在不足以说明善的意志及人性存在的绝对的价值。对康德而言，后者是道德建立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德性的人，如一个天生善良的慈善家，愿意对穷人施舍，而且真的关心他们的处境，但看待他们为一些次等人，至少不是与他自己与他的家人同样有价值？如果善良的德行不足以使我们肯定人性存在的绝对的价值与尊严，那么其它德行，如节制、冷静审慎的思虑、勇敢，又如何能够？这并不等于在说这些德性不是全然的善，而是说它们作为一种天赋本能，无法作为道德的根据点。一般说：友爱、仁慈、节制、冷静审慎的思虑、勇敢等是人人应该追求的德行，但我们仍不免会在问，它们是善的吗？这样问也许是如Foot所言，误会德性可能会不善，但这也许反映我们认为德行不是善的根本。
我们的确如Foot 所言，不会称坏人或恶棍的暴行是一种勇敢，但这是因我们已确认其故意不为善的恶意，认为人作为人，是可以无条件以善为目的的力量本身，却偏离善的要求。道德即建立在这样的人性概念上，而无须再回溯到天赋不平等的个人德行之差异。反之，一个好人虽可能因缺乏才能或健康的身体而无法实现他所要的幸福，但康德却认为：“纵使由于命运之特殊不利...这个意志完全欠缺实现其意图的能力，且在尽了其最大努力之后仍然一事无成，而只剩下善的意志（...）此时它本身仍具有全部价值，像一颗宝石似地独自闪耀”（Grundlegung, 394）。康德并非主张一种“悲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康德例子中那为基于利益而童叟无欺的商人，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违反人性之处。康德会透过下列方式来回答：这当中有对于人存在的绝对价值的漠视，虽然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坏商人，但我们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另一方面，人如果出于对于人存在的绝对价值的肯定而维持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发扬人性光辉的好人。
这并不表示康德没有注意到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康德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界定“令式”时就提到令式的强制对有限的理性存有才有意义：“这些令式表示：去作某事或不去作某事，便是善行；只是它们把这个意思告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并不因为想到去作某事是善行，就一定去做”（Grundlegung, 413）。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就在于“不必然”地服从道德的要求，即使“我们不需要科学和哲学，便知道我们必须作甚么，才是诚实而善良的人，甚至是贤明而有德的人”（Grundlegung, 404）。Foot 在反对康德将人类“不必然”地服从道德的要求来说明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因为在道德的衡量中，如果一个人明辨是非善恶，却“不一定”服从，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恶棍，而非意志薄弱者。Foot 的看法是十分确实的。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知道甚么是应该、甚么是不应该，甚么是善、甚么是恶，却显出轻蔑的态度：“那又如何！”（so what!），我们的确不会认为这个人是心智不健全，而是认为他枉顾是非、目无王法。如果有人知道陈进兴掳人勒索、杀人灭口、强暴妇女等行为，然后反应道：“那又如何！”，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很邪恶。Foot 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她并没有批评到康德的看法? ?档略谒得飨质涤械囊恍┳纯觯?渲胁环?oot 所说的人。但这更说明我们对于人性的坚持。
4. 结论
Foot 尝试以另一种图像来修正这种康德主义式的道德：“...一个人可以关心其它人的痛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而且愿意在能力所及帮助他们...当然（这个人）一定不是为要慈善的好名声，或为助人角色的满足感，而是很单纯的，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不认为Foot这样的说法有修正到康德式的道德。康德的伦理学的“出于义务”及“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与“人性”及“善的意志”是密不可分的，Foot所说的这个人，关心他人，不是把他人当作可怜虫来屈就，而是尊重他人的意愿，视他人的存在本身具有一项绝对的价值。Foot 与康德在这一点上的 《善的意志有多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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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面的例子，中国人会说：为人子女应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某种意义下的“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能否作为道德判断的判准？而其它如“无限制地被视为善”或“绝对的内在价值”是否能够？
我认为Foot 之批评的确触及了康德伦理学之重心，也提供我们重新审视“善的意志”的概念架构。单单以“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是不充份的。康德唯一的出路在于“人性”与“善的意志”对于道德概念的补充说明。
3. 人性（humanity）与善的意志
Christine M. Korsgaard 7提出三个重要的文献来解析康德的“人性”概念：一是在德性学（Doctrine of Virtue, Tugenlehre）8，人性的特征在于“设定目的的力量”9，基于人性的目的，理性的意志有义务，使我们能配得人性的价值，提升我们实现目的的能力。二是在＜人类历史的推测的开端＞（Conjectural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10，理性引导人性去发展自己的欲望，如爱与美的感受，道德是这个发展的终极目的，“理性可以为我们在选取目的上得到完全的引导”11。第三部份在＜宗教＞（一般简称为Religionsschrift）一书12，康德提到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人格（Persoenlichkeit），一种受理性引导去作选择的能力，理性无条件地服从律则。初步来看，“人性”概念指的是“设定目的的力量”，这个力量本身是理性，当它是实践理性时，则这个作为“设定目的的力量”本身，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因而成为“目的自身”。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康德提到：“假定有一物，其存在本身具有一项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目的自身，而能为确定的法则之根据。那么在它之内，而且唯有在它之内，存在一项可能的定言令式（...）之根据”（Grundlegung, 42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并不是单纯地从“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而是在确立一个受实践理性引导之人性的绝对价值，以在现实中保存或提升这项价值为道德的本质。康德从一开始界定定言令式时，就提到“如果这个行为被表明为自身即善的，因而必然的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13，它便是定言的。”（Grundlegung, 414），客观的必然性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在于“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也就是行动以人性的绝对价值为出发点，不将自身及他人人格中的人单单视为达到这行动目的的工具14。
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康德与Foot 的分歧点，从康德的立场来看，德行虽构成人格的内在价值的一部份，可以矫正个人的行为，但它们在不足以说明善的意志及人性存在的绝对的价值。对康德而言，后者是道德建立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德性的人，如一个天生善良的慈善家，愿意对穷人施舍，而且真的关心他们的处境，但看待他们为一些次等人，至少不是与他自己与他的家人同样有价值？如果善良的德行不足以使我们肯定人性存在的绝对的价值与尊严，那么其它德行，如节制、冷静审慎的思虑、勇敢，又如何能够？这并不等于在说这些德性不是全然的善，而是说它们作为一种天赋本能，无法作为道德的根据点。一般说：友爱、仁慈、节制、冷静审慎的思虑、勇敢等是人人应该追求的德行，但我们仍不免会在问，它们是善的吗？这样问也许是如Foot所言，误会德性可能会不善，但这也许反映我们认为德行不是善的根本。
我们的确如Foot 所言，不会称坏人或恶棍的暴行是一种勇敢，但这是因我们已确认其故意不为善的恶意，认为人作为人，是可以无条件以善为目的的力量本身，却偏离善的要求。道德即建立在这样的人性概念上，而无须再回溯到天赋不平等的个人德行之差异。反之，一个好人虽可能因缺乏才能或健康的身体而无法实现他所要的幸福，但康德却认为：“纵使由于命运之特殊不利...这个意志完全欠缺实现其意图的能力，且在尽了其最大努力之后仍然一事无成，而只剩下善的意志（...）此时它本身仍具有全部价值，像一颗宝石似地独自闪耀”（Grundlegung, 394）。康德并非主张一种“悲
剧性的道德”，这种极端地对立善的意志与坏的结果是不必要的，因为要主张其间有一种因果的关系是荒谬的。中文描述残暴的凶手：“没有人性”，说一位雪中送炭者：“发扬人性的光辉”，人性的保存或发扬在这些使用中是作为道德的判准。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康德例子中那为基于利益而童叟无欺的商人，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违反人性之处。康德会透过下列方式来回答：这当中有对于人存在的绝对价值的漠视，虽然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坏商人，但我们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另一方面，人如果出于对于人存在的绝对价值的肯定而维持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发扬人性光辉的好人。
这并不表示康德没有注意到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康德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界定“令式”时就提到令式的强制对有限的理性存有才有意义：“这些令式表示：去作某事或不去作某事，便是善行；只是它们把这个意思告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并不因为想到去作某事是善行，就一定去做”（Grundlegung, 413）。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就在于“不必然”地服从道德的要求，即使“我们不需要科学和哲学，便知道我们必须作甚么，才是诚实而善良的人，甚至是贤明而有德的人”（Grundlegung, 404）。Foot 在反对康德将人类“不必然”地服从道德的要求来说明人类意志的有限性。因为在道德的衡量中，如果一个人明辨是非善恶，却“不一定”服从，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恶棍，而非意志薄弱者。Foot 的看法是十分确实的。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知道甚么是应该、甚么是不应该，甚么是善、甚么是恶，却显出轻蔑的态度：“那又如何！”（so what!），我们的确不会认为这个人是心智不健全，而是认为他枉顾是非、目无王法。如果有人知道陈进兴掳人勒索、杀人灭口、强暴妇女等行为，然后反应道：“那又如何！”，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很邪恶。Foot 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她并没有批评到康德的看法? ?档略谒得飨质涤械囊恍┳纯觯?渲胁环?oot 所说的人。但这更说明我们对于人性的坚持。
4. 结论
Foot 尝试以另一种图像来修正这种康德主义式的道德：“...一个人可以关心其它人的痛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而且愿意在能力所及帮助他们...当然（这个人）一定不是为要慈善的好名声，或为助人角色的满足感，而是很单纯的，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不认为Foot这样的说法有修正到康德式的道德。康德的伦理学的“出于义务”及“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与“人性”及“善的意志”是密不可分的，Foot所说的这个人，关心他人，不是把他人当作可怜虫来屈就，而是尊重他人的意愿，视他人的存在本身具有一项绝对的价值。Foot 与康德在这一点上的 《善的意志有多善？(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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