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
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同上书，第214页。）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政治、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明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明正在彰显自己。对于任何不带偏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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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
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
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同上书，第214页。）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政治、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明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明正在彰显自己。对于任何不带偏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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