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见的人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世界之幸，人类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古建筑对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都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总之，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乃至对立，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  
当然，强调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之物，任何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都会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哪怕在一时一地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消极、腐朽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政治、文化竞争过程中，开放、变革、创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和威胁：一是各种文明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明压制必然引发文明的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政界、文化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明是最优越的，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野心家公然以维护政治、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而且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政治、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政治、文化相对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威胁。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这可能导致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明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明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明交往；只强调本文明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明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政治、文化现象的存在。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孤立主义。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要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约化的因素。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运动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之类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生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封建的分散割据情形，打破了

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88页。）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世界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46页。）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了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国家体系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  
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