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知派经书》与隐微的教诲
,灵知人将此看作恶,等于要民众成为灵知人(知识人),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卜辞中“众”作“日下三人行”,所谓“众人”就是在太阳下面劳作生息的百姓,如果他们根本无法成为灵知人,视社会为不可救药的恶,等于摸黑了百姓赖以劳作生息的太阳,他们的生活及其幸福安在?布伯反对灵知主义的乌托邦,却主张社会主义(等于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有什么不可思议? < BR> 布伯不是知识人?当然是。但他像犹太众先知那样,是为民众想,甚至想民众之所想的知识人。凡不为民众想的知识人,统统是灵知人。
柏拉图对话中提到的女巫狄俄提玛(Diotima)就是这样的知识人。《会饮篇》(Symposium)中有段著名的对话中的对话——苏格拉底转述女巫狄俄提玛教导他什么叫哲学智慧(201d—212c)。一开始,狄俄提玛就把爱智之知比作爱神,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善也不恶、既非有知也非无知。它是什么呢?是人和神之间的精灵。诸神不搞哲学——因为最高的知识他已经有了;常人也不搞哲学——因为无知是人的“欠缺”,这“欠缺”就是常人“不想弥补自己根本不觉得的欠缺”。这里泛指的所谓“人”就是大众,大众被彻底排除在与精灵(知的生命)的关系之外。
他们[精灵]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把祈祷祭礼由下界传给神,把意旨报应由上界传给人;由于居于神和人的中间,填满空缺,他们就把乾坤连成一体了。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所有祭礼、祭仪、咒语、预言和巫术一类的活动。神不与人混,但是有这些精灵为媒,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交往,在醒时或梦中。凡通这些法术的人都是受精灵感通的,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艺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页260)
哲人就是法术家,而不是如今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科学家,这些科学都是“技艺行业”,搞这类行业的专家、教授不过就是“寻常的工匠”——无论其行业技艺多高。但哲人身上的精灵是一种欲望——属灵的欲望,不能把这精灵看作轻飘飘的虚气,狄俄提玛甚至说它就像喜欢追女人的男人们身上的情欲,只不过属灵的情欲追神明。如何追神明?狄俄提玛说这是“奥秘”,一种美轮美奂的直觉——从人世间的个别事物脱离出来,一步步接近“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美妙”。狄俄提玛还说,苏格拉底有指望懂得属灵欲望的奥秘,但不一定有指望懂得追神明的“奥秘”。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崇拜的狄俄提玛秘传的灵知,就是有精灵附体,从而能在神人之间传通信息。所谓灵知人,是对根本“美妙”充满情欲的人,渴望与阿蕾特(德性、美好)做爱、生儿育女。但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又与彻底的灵知人不同,他虽然不想民之所想,却要想灵知人应如何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而不是像极端灵知分子根本不理会这一问题——苏格拉底被人民判死刑的事情,给他的震动太大了。于是就有了区分秘传知识和民众知识的讲究和“高贵的谎言”的办法。
区分秘传知识与民众知识乃希腊哲学的传统,不是基督教创造的,当然也不是灵知派独有的,甚至不是柏拉图发明的。按照这一传统,秘传知识是aletheia(真理),民众知识是doxa(公众意见)。能看出文本中隐匿真知的人与普通信仰者不同,就像有真知的医生不同于庸医和外行。这一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寓意化的秘传毕达哥拉斯主义(an alleged esoteric Pyhagoreanism),但其经典表述,则非柏拉图莫属。
柏拉图假设,如果苏格拉底还年轻,可以重新做人,他将区分自己的公开教诲(或显白教诲exotericism)和隐微教诲(esotericism)。(参柏拉图《法律篇》)伟大的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从尼采那里得知,这种区分乃是古代哲人的习传,而启蒙哲人恰恰丢失了这一古代哲人的优良传统。
这种区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哲人的真理——对于美好生活的沉思——必须隐藏起来,这对于任何时代的哲人智慧都是必须的。为什么呢?
既然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任何现存的政权在哲人眼里就不可能被看作绝对美好的。只要天底下还没有出现完美的政治制度,哲人的使命就是神圣的,有必要存在,尽管哲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极小一撮,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多数。于是,这极小一撮人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一种秘密小团体,要成为这一团体的成员,就得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这种秘密小团体并非实际想在现实政治上图谋不轨,不可以说他们是政治危险分子。但他们天生喜欢思考,而且思考的恰恰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哲人的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政治危险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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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也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哲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说辞分为公开的和隐微的。真正的哲人应有“慎微”的品格,绝非烈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晓得个中道理。所谓公开的说辞,是说给社会传媒听的,看起来与社会流行的观点和政府倡导的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至于隐微的说辞,就不同了,它很难读、不好理解——常人会觉得过于专业化。但如果把隐微的教诲看作一种神秘主义;就搞错了。神秘主义的教诲是真有那么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诸如与神的合一,自己的我坐在上帝的怀里一类事情。隐微的教诲不是这样,这里本来没有什么神秘兮兮的事情,而是社会上不宜听到的事情。
为什么不宜听到?哲人思考的更美好的德性尽管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上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难免人心惶惶。显白的教诲就避免了这种情形的出现。施特劳斯在总结莱辛关于“显白的教诲”的说法时,作了这样的归纳: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运用显白的教诲;用显白的方式言说真理,讲的只是可能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事情;哲人出于慎微的品性才这样做,有的事情不能明说;显白的说辞是对道德层次比较底——所谓“中材”以下的人说的,以免他们惶恐;“有些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因为“即便最好的政体,也必定不完善”。如果我们把这六项说明反过来读,隐微教诲的含义和用意就清楚了:不可能有完善的政体,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社会,因此“有些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隐微的说辞是对道德层次比较高的人说的,所谓“中材以上可以得大凡”,他们不会惶恐;哲人的慎微使他这样做;用隐微的方式言说真理,讲的才是真实的事情;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运用隐微教诲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们要发现古代哲人的真实看法,就非常困难了。
我们已经看到三种不同的知识人——再说一遍:知识人不是如今的知识分子,而是用灵知与神交往的人。对于古人来说,真正的知识都是灵知(与神交往),但先知灵知人要为人民作想、想民之所想,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人灵知人不为人民作想,但相当顾及与人民的关系。激进灵知人则宣称与“单纯”(haplousteroi—simp-Iiciores)的基督徒不同,“知”圣书的“真实”含义,于是根本不理会人民 《《灵知派经书》与隐微的教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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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中提到的女巫狄俄提玛(Diotima)就是这样的知识人。《会饮篇》(Symposium)中有段著名的对话中的对话——苏格拉底转述女巫狄俄提玛教导他什么叫哲学智慧(201d—212c)。一开始,狄俄提玛就把爱智之知比作爱神,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善也不恶、既非有知也非无知。它是什么呢?是人和神之间的精灵。诸神不搞哲学——因为最高的知识他已经有了;常人也不搞哲学——因为无知是人的“欠缺”,这“欠缺”就是常人“不想弥补自己根本不觉得的欠缺”。这里泛指的所谓“人”就是大众,大众被彻底排除在与精灵(知的生命)的关系之外。
他们[精灵]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把祈祷祭礼由下界传给神,把意旨报应由上界传给人;由于居于神和人的中间,填满空缺,他们就把乾坤连成一体了。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所有祭礼、祭仪、咒语、预言和巫术一类的活动。神不与人混,但是有这些精灵为媒,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交往,在醒时或梦中。凡通这些法术的人都是受精灵感通的,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艺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页260)
哲人就是法术家,而不是如今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科学家,这些科学都是“技艺行业”,搞这类行业的专家、教授不过就是“寻常的工匠”——无论其行业技艺多高。但哲人身上的精灵是一种欲望——属灵的欲望,不能把这精灵看作轻飘飘的虚气,狄俄提玛甚至说它就像喜欢追女人的男人们身上的情欲,只不过属灵的情欲追神明。如何追神明?狄俄提玛说这是“奥秘”,一种美轮美奂的直觉——从人世间的个别事物脱离出来,一步步接近“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美妙”。狄俄提玛还说,苏格拉底有指望懂得属灵欲望的奥秘,但不一定有指望懂得追神明的“奥秘”。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崇拜的狄俄提玛秘传的灵知,就是有精灵附体,从而能在神人之间传通信息。所谓灵知人,是对根本“美妙”充满情欲的人,渴望与阿蕾特(德性、美好)做爱、生儿育女。但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又与彻底的灵知人不同,他虽然不想民之所想,却要想灵知人应如何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而不是像极端灵知分子根本不理会这一问题——苏格拉底被人民判死刑的事情,给他的震动太大了。于是就有了区分秘传知识和民众知识的讲究和“高贵的谎言”的办法。
区分秘传知识与民众知识乃希腊哲学的传统,不是基督教创造的,当然也不是灵知派独有的,甚至不是柏拉图发明的。按照这一传统,秘传知识是aletheia(真理),民众知识是doxa(公众意见)。能看出文本中隐匿真知的人与普通信仰者不同,就像有真知的医生不同于庸医和外行。这一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寓意化的秘传毕达哥拉斯主义(an alleged esoteric Pyhagoreanism),但其经典表述,则非柏拉图莫属。
柏拉图假设,如果苏格拉底还年轻,可以重新做人,他将区分自己的公开教诲(或显白教诲exotericism)和隐微教诲(esotericism)。(参柏拉图《法律篇》)伟大的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从尼采那里得知,这种区分乃是古代哲人的习传,而启蒙哲人恰恰丢失了这一古代哲人的优良传统。
这种区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哲人的真理——对于美好生活的沉思——必须隐藏起来,这对于任何时代的哲人智慧都是必须的。为什么呢?
既然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任何现存的政权在哲人眼里就不可能被看作绝对美好的。只要天底下还没有出现完美的政治制度,哲人的使命就是神圣的,有必要存在,尽管哲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极小一撮,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多数。于是,这极小一撮人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一种秘密小团体,要成为这一团体的成员,就得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这种秘密小团体并非实际想在现实政治上图谋不轨,不可以说他们是政治危险分子。但他们天生喜欢思考,而且思考的恰恰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哲人的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政治危险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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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这种政治危险性有两层含义:首先,过深思的生活必然离群,超出百姓的生活旨趣,对百姓生活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否定,意味着百姓的生活不如沉思生活美好,从而与其构成价值冲突;再有,哲人沉思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意味着,哲人所思考的事情已经潜在地否定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从而与现政权构成价值冲突。尽管如此,哲人仅仅在思考美好生活——应该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无论与百姓还是与政权的价值冲突,就哲人这方面来说,都还是一个没有决定的问题,因而,这两种冲突都是一场误会。苏格拉底并不想威胁百姓和政府,但百姓和政府可不一定这么看,他的哲人生活方式本身实际上构成了威胁。
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也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哲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说辞分为公开的和隐微的。真正的哲人应有“慎微”的品格,绝非烈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晓得个中道理。所谓公开的说辞,是说给社会传媒听的,看起来与社会流行的观点和政府倡导的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至于隐微的说辞,就不同了,它很难读、不好理解——常人会觉得过于专业化。但如果把隐微的教诲看作一种神秘主义;就搞错了。神秘主义的教诲是真有那么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诸如与神的合一,自己的我坐在上帝的怀里一类事情。隐微的教诲不是这样,这里本来没有什么神秘兮兮的事情,而是社会上不宜听到的事情。
为什么不宜听到?哲人思考的更美好的德性尽管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上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难免人心惶惶。显白的教诲就避免了这种情形的出现。施特劳斯在总结莱辛关于“显白的教诲”的说法时,作了这样的归纳: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运用显白的教诲;用显白的方式言说真理,讲的只是可能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事情;哲人出于慎微的品性才这样做,有的事情不能明说;显白的说辞是对道德层次比较底——所谓“中材”以下的人说的,以免他们惶恐;“有些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因为“即便最好的政体,也必定不完善”。如果我们把这六项说明反过来读,隐微教诲的含义和用意就清楚了:不可能有完善的政体,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社会,因此“有些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隐微的说辞是对道德层次比较高的人说的,所谓“中材以上可以得大凡”,他们不会惶恐;哲人的慎微使他这样做;用隐微的方式言说真理,讲的才是真实的事情;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运用隐微教诲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们要发现古代哲人的真实看法,就非常困难了。
我们已经看到三种不同的知识人——再说一遍:知识人不是如今的知识分子,而是用灵知与神交往的人。对于古人来说,真正的知识都是灵知(与神交往),但先知灵知人要为人民作想、想民之所想,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人灵知人不为人民作想,但相当顾及与人民的关系。激进灵知人则宣称与“单纯”(haplousteroi—simp-Iiciores)的基督徒不同,“知”圣书的“真实”含义,于是根本不理会人民 《《灵知派经书》与隐微的教诲(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