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堂吉诃德的反思与断想 2
永远为自己忙碌”、“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虽是有感而发,对哈姆莱特未必公平,但也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此,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符合事实吗?
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堂吉诃德,又有几个称得起是“怀疑主义者”?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利己主义”者。然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多吗?又怎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呢?不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尚清谈而少实践的祖传陋习,但更缺乏的却恰恰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精神。两千多年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争相招募、奉为上宾的“国士”,一步步沦为社会地位比娼妓还要低一等的“九儒”,最后沦落为形同国贼的“臭老九”,无辜地被定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却仍依然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能说他们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反过来,他们又具备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
就说胡风先生吧,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竟不惜忤逆龙鳞,以致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二十多年牢。却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能说他是缺乏“堂吉诃德精神”的“利己主义”者吧?然而,他平反后,却宣称:“精神上受到了3000多万党员、4000多万团员批斗拷问了20多年,我不但不认识自己有什么反毛泽东的存心,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人事关系上的错误),但却的确是一个安分守己、尽力而为的党的事业的追随者。”(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可见,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忠臣,上书毛泽东,也不过就是“文死谏”的现代版,究竟有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至少比顾准可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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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堂吉诃德,又有几个称得起是“怀疑主义者”?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利己主义”者。然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多吗?又怎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呢?不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尚清谈而少实践的祖传陋习,但更缺乏的却恰恰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精神。两千多年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争相招募、奉为上宾的“国士”,一步步沦为社会地位比娼妓还要低一等的“九儒”,最后沦落为形同国贼的“臭老九”,无辜地被定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却仍依然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能说他们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反过来,他们又具备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
就说胡风先生吧,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竟不惜忤逆龙鳞,以致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二十多年牢。却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能说他是缺乏“堂吉诃德精神”的“利己主义”者吧?然而,他平反后,却宣称:“精神上受到了3000多万党员、4000多万团员批斗拷问了20多年,我不但不认识自己有什么反毛泽东的存心,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人事关系上的错误),但却的确是一个安分守己、尽力而为的党的事业的追随者。”(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可见,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忠臣,上书毛泽东,也不过就是“文死谏”的现代版,究竟有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至少比顾准可差多了。
八
总而言之,《堂吉诃德》的文学或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在西班牙语系乃至整个印欧语系的国家和地区,将它视为文学或文化上的“至尊宝”也合情合理。文学界业内人士“干什么吆喝什么”更是理所当然。但我认为:一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状元”,我们大可不必闻风而动地跟着凑热闹。如果一定要凑热闹,莫如在汉藏语系或汉语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来他个著名作家的“民意测验”,说不定我们的《西游记》也能荣获“冠军”,因为,按照赵德明教授的“第一”说,吴承恩和《西游记》,比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还要早数十年,论世纪,则属于16世纪的长篇名著,比他们要早一个世纪。而且同样奠定了现代浪漫文学或魔幻小说的基础。即或得不了“冠军”,至少也不至于让《堂吉诃德》专美于前。二是不可任意引申。文学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却也与其他学科或行业一样,是一只“载不动许多愁”的“蚱蜢舟”,硬要派给它“超载”的使命,等于是在让它出丑。而且,迟早也会出了自己的丑。
《关于堂吉诃德的反思与断想 2(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