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

食作物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当时我国西南地区是接纳内地移民最多的地区，仅四川省从1786年到1850年的70多年间，全省登记人口由842.9万人猛增到4416.4万人；而湖北省又处于地区间移民的中心位置，全省登记人口由1855.6万人猛增到3373.8万人。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930万人。这使大批农民得以从边远山区和人口稠密地区向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回流。到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成为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人口外流的新去处，这时还出现向海外移民1000～1300万人左右[8]（P117-302）的高潮。这不仅缓解了近代中国的农民生存压力，而且还把他们在各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常识、经验、技术以及生活习俗、优秀的文化传统等向外地传播，又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其次，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养家糊口，不得不增加耐旱的高产农作物以获取口粮。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比可能已下降了近一半，即从17世纪前期的约70%下降到1931～1937年间的约36%。……各种新旧旱地农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率大约增加了64%，仅美洲粮食作物就达到20%左右[8]（P206-228）。可以说，中国近代农业史的大部分是适当的作物征服低劣的土地写成的；也正因为农民这样做，近代中国的粮食进口从未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不过这是以全国生态环境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为高昂代价的，仅就农民糊口而言，当时的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准都普遍下降了。第三，近代中国的农民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依靠数百年来的农业密集化经营方式和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等，又使传统的小农经济得以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下去[9]（P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中国农民的可塑性并没有丝毫的减弱。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到19世纪，也许更早些，那里的粮食作物已经无足轻重，而新的大宗作物都是像烟草、茶油、一种烤制烟草必不可少的配料、花生和生姜这些经济作物[8]（P238-239）。第四，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农民的职业分化都是畸形发生的。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在我国农村地区首次游离出一个特殊的“不在地主”阶层，他们纷纷脱离乡土社会后，又很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成为与资本家互相勾结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的大批农民被迫破产后开始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1]（P609）。这说明，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存条件也可以迫使少数农民的可塑性发生在短期内的塑性变形。 《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