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表性的文章中，作者既没有因写下经得住历史检验、却曾受到错误批判的论文而自诩自夸，也没有因“紧跟形势”写下“左”的色彩浓重的论文而文过饰非，而是袒露心扉，尊重历史，不加改动地将原文收录进文集，以供后人了解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看到事实的真相并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认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太过软弱，但在“左”的指导方针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是很难的，他们既难以识别和抵制“革命”高调满天飞的思想政治压力，又面临谋生计的生活压力，因此，“挨批”和“紧跟”，常常成为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宿命。这固然是个人的悲剧，但更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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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放先生在6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思维活跃，治学严谨，求实创新，这在业内同行都是认同的。他有很深厚的理论功底，很敏锐的理论概括能力，很生动的理论表达方式，这是他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丰硕成果的奥秘所在。
　　
　　苏联剧变，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之一。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和剖析剧变的原因和影响。对如此复杂而重大的课题，各种意见交杂，众说纷纭，是完全正常的，人们不必非要去寻求一个权威的“终极”结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结论。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对苏联剧变的分析自有其独到之处。
　　
　　在《通鉴》的第四编多篇论文中，高放先生对苏联灭亡的进程、原因和教训作了多方位的分析，并将其概括为“矛盾一危机斗灭亡”的公式，即“三大矛盾”造成“三大危机”，导致“三个灭亡”。“三大矛盾”是指：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党政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社会蕴含着三大矛盾，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下无法缓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搞党政合一、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那一套，导致经济、政治、民族三大危机日渐加深；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经像一个老朽病人，重病缠身。从病夫治国无方到治病夫之国乏善”，致使苏联晚期各种危机的全面爆发，直至把苏联送上“三个灭亡”（亡党、亡国、亡制）的不归之路。
　　
　　应当说，上述观点是作者研究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深度，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又易于理解和记忆。当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的概述是否全面、准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一研究路径侧重于政治方面的分析，对斯大林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弊端缺少必要的剖析，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归结为“长时期的生产不足、供应短缺”，似也有所偏颇。事实上，单一的国有制（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变相的国有制）和高度集中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自我封闭、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大量显性和隐性危机，使苏联经济从高速到低速、从停滞到崩溃，并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赖以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是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似应在这一分析系统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熟悉高放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能从人们习以为常、普遍流行的一些概念解读、史实考证中提出自己独有的见解，或者纠正某种误解和误传。在《通鉴》中，有两篇文稿很值得关注。
　　
　　一篇是对列宁主义的再认识。长期以来，在我国广为流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术语，还简称“马列主义”。高放先生考证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的文件中，但在外文中是用连接号“一”将两个概念连接起来使用，而中文译法却将两者变为一个概念，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变成一个主义，因而造成一系列误导。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不少相通之处，两者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但由于两者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在不同的土壤上生成，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因此两个主义是既一脉相承但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理论体系。虽然恩格斯说过“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但综观马克思的一生，无疑应定格为一个“理论家”，或者说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恩格斯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著述中，有更多的学理思考，而不是策略的制订和实践的总结。而列宁的生平，确有不少重要的理论建树，但他更重要的是以革命实践家的姿态出现在俄国和世界的历史舞台上，他有大量著述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战略策略。高放先生的这个考证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哪些是两个主义中的“普遍原理”，哪些是针对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不同形势做出的理论判断和斗争策略。分清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主义的真谛，避开教条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通鉴》中的一篇短文，考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自何方”。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苏俄怀着特殊的感情。尽管自近代以来，中俄（苏）之间存在很多恩恩怨怨，但苏俄曾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新中国初期的各项事业中，苏联都给予不少援助，因此，“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了先进中国人的箴言。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耳熟能详的话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这句话在知识界流传十分广泛，印象很深刻。过去的史书都说，这声炮响是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的，于是，这艘停靠在涅瓦河畔的舰艇就成为革命的标记和象征。
　　
　　记得十年前去圣彼得堡，我特地前往参观，但“阿芙乐尔号”舰上讲解者竟说“不知晓这回事”，弄得我一头雾水。前两年读到高放先生的这篇文章，顿感言之有理，豁然开朗：其一，根据俄国最新公布的史料，作者考证认为，当时确有炮响，但轰打冬宫的实弹来自相隔稍远的彼得一保罗要塞，而“阿芙乐尔号”距冬宫太近，无法瞄准开炮，所以只打了一发空炮。据此，该文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确实是空炮与实弹先后配合”，“宣告了伟大社会主义纪元的开始”（第121-122页）。根据史料记载和几篇权威论文的论证得出的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其二，原先教科书上的说法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讹传讹。但自有关史料公布“空炮说”以后，有人据此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纯属子虚乌有，伪造历史。对此，作者反驳这种说法，并论证说，起义前夕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