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布尔什维克已经与彼得—保罗要塞和“阿芙乐尔号”内部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和协调，“约定当晚先由舰艇向空中开空炮，如果临时政府不投降，再由要塞发射实弹进行轰击。后来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进展的”（第121页）。对于90多年前发生在外国的一件往事，高放先生如此认真地搜集史料，一丝不苟地加以辨析，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表现了一个学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求实和创新精神。
三
作为一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尽管人生道路并不平坦，研究工作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但高放先生无怨无悔，一直耕耘在这片时有争议且需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时代养料的土地上，堪称是一名永不停息的“老黄牛”式的学者。正如他在“自序”中说，对“文革”前发表的文章，“每篇都作了自我批评”（第3页）。改革开放以后，虽已迈入老年的门槛，却青春焕发，才思横溢，著述丰腴。他的立论常经过详细论证，独立思考，尽管一些观点引起学界争议，但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也注意倾听他人意见。他特别喜欢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使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通鉴》中，一篇关于罗曼，罗兰馍斯科日记》的评论文章最初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在文化界引起反响，该文足以代表高放先生的功底和功力。众所周知，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蜚声世界文坛，他同高尔基有着深厚的友谊。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访问苏联，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看苏联”，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信息。由于各人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后来发表的对苏联的观感也各不相同。被邀访苏的三位法国作家回国后写下三本书，亨利，巴比塞写了《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书中竭力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成就，当然备受苏联当权者的欢迎和褒奖；安德列·纪德1936年出版锄苏归来》，书中对苏联的成就和体制颇多微词，得罪了斯大林，因而曾被视为“反苏”分子；罗曼，罗兰回国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致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却把亲眼观察苏联而写下的《莫斯科日记》尘封起来，并慎重地写下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翌年，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日趋严酷，刮起“大清洗”的风暴，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二次大战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一直对其持敌对的态度，这几位作家也因对苏联体制的褒贬而受到褒贬。罗曼，罗兰作为最有影响的大作家，自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却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于是，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直到50多年后，罗曼，罗兰夫妇均已离世多年，这部书稿才公开出版，此后不久，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竟然突然崩溃了。于是，这部日记所揭露的内容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世人终于看到馍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罗曼，罗兰在这本书里，既有大量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记载，也有对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弊害的陈述。例如，他在书中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豪华别墅做客时所看到的情景，别墅内外金碧辉煌，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服务，家中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对此，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贵族、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之后，可是，“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处于为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艰难斗争”。当然，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万能的上帝，他无法通过40天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一种“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只能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并略加评论。
那么，罗曼，罗兰为什么访苏后要将馍斯科日记》尘封50年呢？高放先生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分析了“长期封存日记的6种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是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另有三个表面原因，即访问时间短，印象不深；所见所闻给他留下许多“正面”印象，也有不少“负面”印象，深怕公开发表有损苏联形象；当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愿做贬损苏联的事情。这样的细分缕析是有见地的，我很钦佩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然而，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似不必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更不宜将其作为“深层原因”。罗曼·罗兰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进步作家，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苏联这个“新世界”则有期待和朦胧的印象，所以访苏期间，一方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不少负面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罗曼·罗兰毫不讳言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他访苏归来说了一些赞颂的话，而将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作家在书中表达的原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闻一先生对馍斯科日记》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见解。他根据新的档案和史料，认为罗曼·罗兰原先并不打算把日记封存起来，后来在某种“压力”下才做出封存50年的留言，因此，他不同意将罗曼，罗兰说成是一个“能预知斯大林和苏联未来命运的先知先觉的贤哲之士”。这也是一家之言。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生活千姿百态，纷繁复杂，扑朔迷离，不可避免地留下种种谜团。后人又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把握的资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判断，因此，历史学家常常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也许正是在这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争论和考证中，历史才能更接近于真实。然而，总会有一些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蕴藏着无尽的苦与乐、艰辛和甘甜。
注释：
①本文凡引自《苏联兴亡通鉴》（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均注该书页码。
②闻一的大作最初发表在《读书》1999年第4期，标题为《关于封存日记50年的神话》。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袁俊生译的《莫斯科日记》新版，该文作为“代序”收入该书。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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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一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尽管人生道路并不平坦，研究工作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但高放先生无怨无悔，一直耕耘在这片时有争议且需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时代养料的土地上，堪称是一名永不停息的“老黄牛”式的学者。正如他在“自序”中说，对“文革”前发表的文章，“每篇都作了自我批评”（第3页）。改革开放以后，虽已迈入老年的门槛，却青春焕发，才思横溢，著述丰腴。他的立论常经过详细论证，独立思考，尽管一些观点引起学界争议，但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也注意倾听他人意见。他特别喜欢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使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通鉴》中，一篇关于罗曼，罗兰馍斯科日记》的评论文章最初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在文化界引起反响，该文足以代表高放先生的功底和功力。众所周知，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蜚声世界文坛，他同高尔基有着深厚的友谊。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访问苏联，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看苏联”，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信息。由于各人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后来发表的对苏联的观感也各不相同。被邀访苏的三位法国作家回国后写下三本书，亨利，巴比塞写了《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书中竭力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成就，当然备受苏联当权者的欢迎和褒奖；安德列·纪德1936年出版锄苏归来》，书中对苏联的成就和体制颇多微词，得罪了斯大林，因而曾被视为“反苏”分子；罗曼，罗兰回国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致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却把亲眼观察苏联而写下的《莫斯科日记》尘封起来，并慎重地写下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翌年，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日趋严酷，刮起“大清洗”的风暴，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二次大战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一直对其持敌对的态度，这几位作家也因对苏联体制的褒贬而受到褒贬。罗曼，罗兰作为最有影响的大作家，自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却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于是，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直到50多年后，罗曼，罗兰夫妇均已离世多年，这部书稿才公开出版，此后不久，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竟然突然崩溃了。于是，这部日记所揭露的内容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世人终于看到馍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罗曼，罗兰在这本书里，既有大量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记载，也有对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弊害的陈述。例如，他在书中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豪华别墅做客时所看到的情景，别墅内外金碧辉煌，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服务，家中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对此，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贵族、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之后，可是，“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处于为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艰难斗争”。当然，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万能的上帝，他无法通过40天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一种“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只能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并略加评论。
那么，罗曼，罗兰为什么访苏后要将馍斯科日记》尘封50年呢？高放先生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分析了“长期封存日记的6种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是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另有三个表面原因，即访问时间短，印象不深；所见所闻给他留下许多“正面”印象，也有不少“负面”印象，深怕公开发表有损苏联形象；当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愿做贬损苏联的事情。这样的细分缕析是有见地的，我很钦佩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然而，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似不必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更不宜将其作为“深层原因”。罗曼·罗兰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进步作家，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苏联这个“新世界”则有期待和朦胧的印象，所以访苏期间，一方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不少负面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罗曼·罗兰毫不讳言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他访苏归来说了一些赞颂的话，而将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作家在书中表达的原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闻一先生对馍斯科日记》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见解。他根据新的档案和史料，认为罗曼·罗兰原先并不打算把日记封存起来，后来在某种“压力”下才做出封存50年的留言，因此，他不同意将罗曼，罗兰说成是一个“能预知斯大林和苏联未来命运的先知先觉的贤哲之士”。这也是一家之言。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生活千姿百态，纷繁复杂，扑朔迷离，不可避免地留下种种谜团。后人又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把握的资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判断，因此，历史学家常常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也许正是在这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争论和考证中，历史才能更接近于真实。然而，总会有一些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蕴藏着无尽的苦与乐、艰辛和甘甜。
注释：
①本文凡引自《苏联兴亡通鉴》（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均注该书页码。
②闻一的大作最初发表在《读书》1999年第4期，标题为《关于封存日记50年的神话》。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袁俊生译的《莫斯科日记》新版，该文作为“代序”收入该书。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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