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作者/周尚文
内容摘要《苏联兴亡通鉴》有一个特点，能从人们习以为常、普遍流行的一些概念解读、史实考证中提出自己独有的见解，或者纠正某种误解和误传。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是《通鉴》又一个特点。《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联兴亡通鉴》治学精神心路历程时代变迁苏联历史
作者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不久前，有幸读到高放教授的《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一书。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苏联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后来者，自然感到十分欣喜。高放先生是我国科社、国际共运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著述丰硕的知名专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刚留校任教，在本专业的学科领域内，就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大名。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我才有机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见解，也有机会参与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得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由于专业相同，收录入《通鉴》的许多篇章我曾经拜读过，也有许多篇初次读到。粗读本书，深感一个学者能对同一专题进行60年的跟踪研究，其执着、严谨、历久弥坚，实属难能可贵。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从《通鉴》中撷取一枝半叶，略作评价，以就教于先生和读者。
一
在《通鉴》收录的66篇文稿中，5篇是“文革”前的论文，其余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品。这表明，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勃发了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热情。我注意到，青年时期的高放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和写作的学者，“文革”前的论文也不会很少。他在“自序”中说，60年来，除出版多部著作外，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有关苏联问题的近百篇。这样说来，还有1／3的文章未收录进这本文集。原因是什么呢？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他“文革”前发表的几篇论文，从中看到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是作者24岁时的处女作，发表在1951年《学习》第6期上。当年我刚踏上社会，还依稀记得这本杂志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理论刊物。今天读这篇60年前的论文，依然可以感受到高放先生青年时代的才华：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当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不受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环境都相当严峻，论文内容首先要服从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的需要，而资料来源也只能从苏联官方的著述中获取，因此，论文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和学术本来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那个激情高涨的年代，一个青年学者在论文中运用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契卡”打击恐怖破坏活动的事例，论证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来为现实政治运动服务，本无可厚非。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可贵的是，这篇论文在收入文集时，作者以反思的态度点评了自己早年的作品，认为“当年对苏联镇压反革命的经验评价过高”，并用最新的历史资料说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犯过镇反扩大化的错误”（第147页）。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国内“左”的倾向愈演愈烈，社会科学领域首当其冲。这在《通鉴》的两篇论文中得到明显的反映。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三和”的新观点，即通常所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引起各方的强烈关注。高放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观点中蕴含着时代变迁的声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国际共运的若干史实，解读其中一些观点，于是撰写了《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文，发表在当年《教学与研究》月刊上。文中说：“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最愿意采取的道路，共产党人既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决代表者，也就必然希望走牺牲最少、痛苦最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据二次大战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又说：“我们可以预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其他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国家，将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能创造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范例的”。（第94、99页）
这些言论，如今看来没有什么错误，但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高层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方针，并专门为此立下备忘录备考。但当时中下层毫不知晓高层的分歧，广大干群还沉浸在中苏“蜜月”的氛围中。时隔不久，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一场反修斗争逐步推开，这篇文章被视为“修正主义大毒草”，高放先生也因此而“多年遭到严厉批判”。
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受到批判的不少，其中有的人以沉默来应对，但由于对标榜革命的“左”的方针认识不清，特别是政治学科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总是归咎于自己觉悟不够，就会竭力“转变立场”、“紧跟形势”，努力“以功补过”。看了《通鉴》收录的1963年发表的《十月革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文，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在这篇长文里，作者的结论已经改变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康庄大道”（第118页）。作者在该篇的“记事说文”里，反思了自己因为“上一篇关于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的文章，多次受到严厉批判，再加上1957年以来中苏两党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观点的尖锐对抗，所以本文完全立足于暴力革命来论证十月革命，而且把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的内战与外战也作为十月暴力革命的继续”（第119页）。
读了收录在《通鉴》里的这两篇“文革”前的论文，我深有感触。一个人的作品离不开时代条件的制约，也与作者当时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从这两篇有代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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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尚文
内容摘要《苏联兴亡通鉴》有一个特点，能从人们习以为常、普遍流行的一些概念解读、史实考证中提出自己独有的见解，或者纠正某种误解和误传。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是《通鉴》又一个特点。《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联兴亡通鉴》治学精神心路历程时代变迁苏联历史
作者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不久前，有幸读到高放教授的《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一书。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苏联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后来者，自然感到十分欣喜。高放先生是我国科社、国际共运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著述丰硕的知名专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刚留校任教，在本专业的学科领域内，就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大名。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我才有机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见解，也有机会参与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得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由于专业相同，收录入《通鉴》的许多篇章我曾经拜读过，也有许多篇初次读到。粗读本书，深感一个学者能对同一专题进行60年的跟踪研究，其执着、严谨、历久弥坚，实属难能可贵。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从《通鉴》中撷取一枝半叶，略作评价，以就教于先生和读者。
一
在《通鉴》收录的66篇文稿中，5篇是“文革”前的论文，其余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品。这表明，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勃发了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热情。我注意到，青年时期的高放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和写作的学者，“文革”前的论文也不会很少。他在“自序”中说，60年来，除出版多部著作外，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有关苏联问题的近百篇。这样说来，还有1／3的文章未收录进这本文集。原因是什么呢？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他“文革”前发表的几篇论文，从中看到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是作者24岁时的处女作，发表在1951年《学习》第6期上。当年我刚踏上社会，还依稀记得这本杂志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理论刊物。今天读这篇60年前的论文，依然可以感受到高放先生青年时代的才华：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当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不受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环境都相当严峻，论文内容首先要服从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的需要，而资料来源也只能从苏联官方的著述中获取，因此，论文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和学术本来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那个激情高涨的年代，一个青年学者在论文中运用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契卡”打击恐怖破坏活动的事例，论证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来为现实政治运动服务，本无可厚非。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可贵的是，这篇论文在收入文集时，作者以反思的态度点评了自己早年的作品，认为“当年对苏联镇压反革命的经验评价过高”，并用最新的历史资料说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犯过镇反扩大化的错误”（第147页）。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国内“左”的倾向愈演愈烈，社会科学领域首当其冲。这在《通鉴》的两篇论文中得到明显的反映。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三和”的新观点，即通常所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引起各方的强烈关注。高放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观点中蕴含着时代变迁的声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国际共运的若干史实，解读其中一些观点，于是撰写了《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文，发表在当年《教学与研究》月刊上。文中说：“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最愿意采取的道路，共产党人既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决代表者，也就必然希望走牺牲最少、痛苦最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据二次大战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又说：“我们可以预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其他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国家，将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能创造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范例的”。（第94、99页）
这些言论，如今看来没有什么错误，但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高层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方针，并专门为此立下备忘录备考。但当时中下层毫不知晓高层的分歧，广大干群还沉浸在中苏“蜜月”的氛围中。时隔不久，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一场反修斗争逐步推开，这篇文章被视为“修正主义大毒草”，高放先生也因此而“多年遭到严厉批判”。
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受到批判的不少，其中有的人以沉默来应对，但由于对标榜革命的“左”的方针认识不清，特别是政治学科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总是归咎于自己觉悟不够，就会竭力“转变立场”、“紧跟形势”，努力“以功补过”。看了《通鉴》收录的1963年发表的《十月革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文，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在这篇长文里，作者的结论已经改变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康庄大道”（第118页）。作者在该篇的“记事说文”里，反思了自己因为“上一篇关于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的文章，多次受到严厉批判，再加上1957年以来中苏两党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观点的尖锐对抗，所以本文完全立足于暴力革命来论证十月革命，而且把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的内战与外战也作为十月暴力革命的继续”（第119页）。
读了收录在《通鉴》里的这两篇“文革”前的论文，我深有感触。一个人的作品离不开时代条件的制约，也与作者当时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从这两篇有代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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