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

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邓小平肯定地说，1957年“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但“错误在于扩大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他自我批评道：“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1958年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但责任同样不在毛泽东一人身上。1980年邓小平鲜明地指出：“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刘少奇、周恩来和他没有反对，陈云没有说话。总之，左的错误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熟悉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大跃进”是左倾思想亚性发展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进行纠正，但对教训总结不够，不久左倾思潮再度膨胀，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被打倒。同时毛泽东所犯错误还与制度不健全，封建主义遗毒没有完全肃清有关。邓小平曾经讲过：“制度是决定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党内民主作风等建设，虽取得过一定成绩，但远“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由于“一言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这样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使毛泽东“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页。）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科学公正，力戒片面和主观臆断。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春秋史笔的一大特点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个人好恶左右着对人物的评价，这是封建统治者的通病，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这样做。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那么如何做到这二条呢？首先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既反对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的全盘否定论，又要反对坚持毛泽东错误的“两个凡是”派。要看到“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创立了我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功劳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毛主席作为党的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1989年邓小平说：“对我的评价……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邓小平虽“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他却能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坚决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看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如果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邓小平认为，在高度肯定毛泽东功绩的同时，“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因为“领袖是人不是神”（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278页。），应当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就犯过错误”，能四六开就很满意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虽然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对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3页。），但那是成绩面前的错误。其次，要分清功过是非谁占主导地位。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同时“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更不能把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与毛泽东所犯错误相提并论。毛主席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页。）邓小平充满感情地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一段时间也犯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总之，邓小平认为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又要指出他的缺点，这就从真正意义上“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三、坚持以史为鉴、着眼未来的基本态度，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古人去：“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总结历史，为的是开创未来。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对正确分析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1980年邓小平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重要的指示，为《决议》顺利撰写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决议》本身就是教育人民的良好历史教科书。它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真正起到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3页。）的作用。正是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决议》加上一篇话，专门“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4页。）他认为：“要学点历史”尤其要改变“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状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因此一定“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使他们懂得中国百年的屈辱史，懂得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不屈史，懂得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

《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