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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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常讲党的历史。他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能够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人缺乏了解”。（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邓小平认为，成绩要讲，错误也要纠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在旧帐上纠缠，应团结一致向前看。1957年反右扩大化，“打击面宽，打击的分量也太重”，这对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损失，“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粉碎“四人帮”三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平反的冤假错案有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数量更多。党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等一批同志的冤假错案，为刘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这充分说明党正视历史，勇于改正错误，善于改正错误。历史的发展本身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决非坦途，前进道路上有成功，也有挫折。“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每次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党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235页。）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就有说服力。  
邓小平告诫我们，发展国家关系、政党关系，也要向前看，但决不能忘记历史。邓小平在会见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时说：“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待”。他列数了列强，尤其是日本、俄国历史上是“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页。），指出“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页。）沙俄则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起中国又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八九动乱后，西方七国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西化、分化中国，举起了经济制裁的恶仗。邓小平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邓小平教育人民不忘国耻，坚决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虚伪的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表现了他在世界局势面前具有清醒的头脑。但是，他没有纠缠在过去的历史中，而是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去比较历史的恩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主张以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为指针，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对于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边界问题，要“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页。），双方互相让步，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法。一时不能解决的，可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总之，不能被历史包袱纠缠住。回顾历史，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认清历史，进行历史教育，不是要清算历史帐，而是要以史为鉴，开拓未来。这是邓小平历史观的鲜明特点和时代意义。

《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