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现代化历程中战胜各种邪恶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走出种种迷雾的灯塔。思想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二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继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重视“人的尊严”的古典模式，以人为旗帜反对一切扼杀人的力量，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世俗生活，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自由意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呼唤个体的主体地位。它使人们终于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于的自由权利，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的。因此，尊重人，爱护人，承认个人的自然权利，成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健康思想的一大特征。17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用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和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对抗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寻找“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正义”，要保护的是“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他们呼唤一个理性的王国，是要以理性作为人的解放的武器和人的权利的保证，即以理性秩序维护人的天赋之权。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全过程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封建神学和专制政治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努力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被侵害。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世俗欲望的解放；而启蒙运动中的人则不再满足于个人的叛逃和解放，而要求法律保护之下的个人权利。
    这一基本过程决定了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努力。启蒙主义因此而获得了鲜明的思想标识，使其他一切非以人为目的思想文化运动都不能与它相混淆。一切立足于民族、阶级、集团、血统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不能盗用启蒙之名，因为那一切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往往是以愚弄的手段达到使人们顺从和效忠的目的，而这正是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蒙昧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所谓“启蒙思潮”不应无限扩大，梁启超和他的前后同道们都从来就不是启蒙主义者。

    二
    从维新派的思想文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辛亥革命前夕活跃的思想界和革命派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正是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和倾向于革命的思想家开始真正走近了启蒙主义，并且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导。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掉了一次机会，也堵死了中国政治效法英国和日本而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尽管清廷在维新志士血迹未干之时就预约变法以图重新获得新派士大夫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康有为们也仍然在呼唤还政于光绪并且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但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清廷注定了因为手上的鲜血而失掉了历史机遇。虽然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潮流使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已是必然。这不仅在于让改革者在刽子手们面前俯首称臣已经不易，而且在于统治者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也决不愿意放弃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清王朝自己培养了革命，并把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在革命的蕴酿过程中，中国的新思潮开始真正接受了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最可贵的传统，开始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伟大尝试。
    在20世纪最初的一年，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日报》等报刊已经使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已经举起了人权的旗帜以反抗神权，拿起民权的武器对抗君权，努力唤起国民争取民主和自由。在革命派的思想成果中，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浮薄激情，但其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他不象梁启超们那样害怕自由对秩序的危害，也不为本土传统而抵抗西方文明。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健康主流吸取了思想的力量：“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悲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的“野蛮之革命”，而庆幸世界革命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一切：“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大幸也夫！”他已经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是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结束除奴隶状态而获得人的自由。所以，他高喊的是“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他向往的革命是“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9] 显然，他提倡自由和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已不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是标志着走向成熟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命运进行思考。
    由于新的思想基点的出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向几千年的传统道德挑战。虽然辛亥革命还没有到来，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进行政治上的革命是不够的，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必须辅之以伦理道德革命。他们开始了对纲常名教的全面声讨和新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介绍。考察他们介绍的新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其中心是个体本位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强调的重点是个人权利的神圣地位。他们已经认识到传统伦理与传统政治的一致性，因而对纲常伦理和传统道德施以猛烈的攻击。面对“君为臣纲”的信条，他们说：“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因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固然，此乃强权，有背真理。”面对“父为子纲”的信条，他们说：“人各有自，非他人之属物。”“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面对“夫为妻纲”的信条，他们说：“夫人也，妇亦人也，……人生于世间，各有自立之资格，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妇不属于夫，夫不属

于妇，此自由也。”[10]
    在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和讨伐的同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思想文化根基孔子学说。一篇题为《排孔征言》中说：“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11]在此基础上，他们热烈呼唤自由平等和人权。而且开始呼唤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生于天地之间，因而同有天赋之权。《中国女报》、《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妇女报刊的出现，是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人权运动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展开的一个标志。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中说：“君主之权力，人奉之，家长之权力，半人为之，半天赋之，其剥夺权利一耳，其禁削自由一耳。苟无权利，即为人奴；苟非自由，即为天囚。悲哉！悲哉！人禽之界，判此几希。论家国革命之先后，并无秩序之可言；论男女革命之重轻，则女子实急于男子万倍。”[12]
    由此不难发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运动已与维新派思想家们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了人权观念。一些觉醒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归根到底是剥夺人权和践踏人权，因而开始为争取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呐喊和鼓吹。人权意识在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强化，他们强调人权天赋，肯定人们追求个人幸福和快乐的权利，强调个人的自主和道德的自律，呼唤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从政治领域到道德领域，全面地确立人的最高价值。
    但是，这种启蒙思想只表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言论之中，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却象维新派一样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洪水猛兽。孙中山等人更多地显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缺少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热情。这位被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领袖，在思想上却恰恰缺少资产阶级思想成果中最具有永久性光辉的那些元素，恰恰没有获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精华。为了完成他的革命建国大业，他象保皇党一样害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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