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原因新探
北司”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牛李党争的原因至今仍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11],笔者仅从唐后期太宗“民主”遗风失控、商品经济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等几个方面略述己见,诚恳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注 释
[1][2][6]《贞观政要·政体》。
[3][5]《唐律疏议》。
[4]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
[7]参见1997年《文史知识》第2期,拙著《藩镇势力的“制约”作用也不容忽视》。
[8]《资治通鉴》卷238,第786页。
[9]《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序》。
[10]刘泽华、杨志玖等编《中国古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3—714页。
[11]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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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牛李党争的原因至今仍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11],笔者仅从唐后期太宗“民主”遗风失控、商品经济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等几个方面略述己见,诚恳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注 释
[1][2][6]《贞观政要·政体》。
[3][5]《唐律疏议》。
[4]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
[7]参见1997年《文史知识》第2期,拙著《藩镇势力的“制约”作用也不容忽视》。
[8]《资治通鉴》卷238,第786页。
[9]《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序》。
[10]刘泽华、杨志玖等编《中国古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3—714页。
[11]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
《牛李党争原因新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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