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命题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使命

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必须性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中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力图用历史来整合“应有”与“实有”，最终神秘主义地实现于“自由国家”之中。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作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会的事实不平等是一个特定阶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对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当波普尔一辈以及福山同辈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的时候，马克思不是如一个伦理主义者那样站在其中的一边，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边，而是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特性的说明中否定了“平衡点”寻找本身，否定了这种对立状态存在的全部历史理由。  
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立场，也就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历史进步性的立场。他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

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通公民。由于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3.3　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理论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4.1　“争得民主”，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笔特殊财富在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资格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具有更高综合性的、更能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民主观，比经典自由主义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当人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时，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远未展开的主题。特别是20世纪晚期，民主价值的选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被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话题。从世界文明的客观进程看，当今的全球化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兆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现象，至今其基础性的进程仍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家总是把这一进程染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为由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消失推进的过程，描述为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描述为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必须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说明，必须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实践中显示出力量。  
4.2　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自然被特别关注。在东欧发生政治剧变的1989年，邓小平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6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理论开拓及改革实践，正是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的一种探索，是历史将超越政治解放而走向人类解放的具体路径的寻找，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政治文明中自由、民主价值作出超越性说明的理论力量的展现。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极端年代”，社会主义曾以革命为中心概念树起自己的历史形象，而在邓小平这里，这个形象的中心概念转向了建设。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政治理论在建设的意义上获得了一个开创性的定位：如果说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典型，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成为可能；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寻找超越政治解放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和革命时期“武器批判”的全套思路不同，这里有一个整体的“话语”体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命题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使命(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