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

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

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

《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