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科学史语境

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 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
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同时代人那里才获得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

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 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

《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科学史语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