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财政隐患

一个国家的行政效能，与其财政健康状况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中央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如果财政崩溃了，都将不得不向有钱的富有阶层、大财团、大公司、大企业以及有钱的下级行政区域屈服，以换取他们在财政上的支持，同时其行政效能将受制于能养活政府的小群体利益，并因而无法保持政府的独立性、公正性，不得不更多地包容有钱人的不法行为，不得不放弃政府正义原则和立场，放纵或迁就有钱人胡作非为，这样势必激起社会广泛的不满和矛盾，带来广泛的社会问题，否则这样的政府就没有金钱开支来维持运转。由此看来财政不成功的政府，必然是软弱的政府。在古今中外，因财政困难导致政局动荡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在我国的不少地方政权，实质上已经大量存在上述问题，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对污染企业的排污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给没有安全保障的矿主发放开工许可证，当权者和有钱人称兄道弟地鬼混在一起，乱占农民土地，袒护假冒伪劣、走私、骗税……，这些事实上大都掺杂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因素。

财政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培植强有力的税源和尽可能地节省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很显然，税源增长是有极限的，但不明智的财政使用方法，却可能使财政支出成为“无底洞”。这往往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经济上的原因比如用财政收入进行本来应由企业和其他资本来完成的高额商业投资，并且这种高额投资经常因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血本无归，或者用财政收入来弥补巨额银行坏死资产，或进行大量有去无回的外援，或不明智的政策导致税源大量坏死，或因管理不善与腐败行为导致财政资金大量“跑”、“冒”、“滴”、“漏”等等。

政治上的原因如根本不考虑财政因素的文官制度设置，或不经立法机关认真监督审查，基本上是各级各部门凭“跑关系”的方式发生的向下巨额财政拨款，或专横的党政官员随意性很强的财政支出计划，或凭关系而不是凭专业能力任用无德无能的财政主官（如河北贪官程维高秘书李真），或乱上不顾实际但却迎合政治形势的财政支出性工程……。

本文所指的国家财政隐患，主要是指不合适的文官制度因素，造成的可以预见的潜在财政危机。

一、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口数量，是快速膨胀的。

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人们选择从政，主要是为了人生荣誉而不主要是为了生存养老，人们参加竞选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有了财富而后渴望政治上的荣誉感，除了极其重要的岗位外，当选的人一般在位时才享有财政上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连任了就不再享受国家财政待遇；在我国却正好相反，人们大多是希望借助政治上的得意来达到经济上的成功；换句话说，人们大多要为吃一辈子国家财政而奋斗终生，吃财政的人口从行政等各种岗位上退休后，国家财政平均要养中央级官员15--25年，省部级官员20--30年，县处（副团）级以上官员30--45年，军警教师以及其他国家公务人员如官员司机等，退休后国家财政平均要养20年左右。这样的人口数量平均每隔4--5年就增加一倍，而死亡数量则平均每隔20--30年左右才增加一倍。就部队的情况来看，正团职退休的人员大多平均在39岁左右，副团职则更年轻，大约在37岁左右，因此上述数字是比较保守的。这也就是说新增的吃国家财政的人口数量，减去吃国家财政的人口自然死亡后的数量，会像人口增长规律一样不断地增长下去。如果不实行变革，我国国家财政，总有一天会超越经济增长极限而崩溃。

二、“党政二元制”文官设置，是我国财政负担重的特殊国情。

我国的特殊国情是吃国家财政的是党、政两套班子。在地方，从村级开始，就有支部书记和他同级的村长一样拿工资，村以上的各级党委也都与同级行政主官一样吃财政饭。部队与地方也差不多。而发达国家则只有一套行政班子，当选的党的要员出任行政等各部门要职，各政党的班子是不吃国家财政的。我国财政负担在这种文官体制下，至少要多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人口数量来。这样的特殊国情，增加了我国吃财政饭人口数量的基数，也相应加大了财政所养退休人口数量的规模和膨胀速度。

三、各级冗员太多是我国财政负担重的又一大国情。

我国从上至下各级各部门有多少副职，光看新闻就能看出个大概来，副省长、副书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副部长……，少的三四个，多的七八个，而且哪一级都是如此。各级政府本来有个可以直接对本级行政首长负责的农、林、教、科、文、卫部门，但上面还增设了分管的副职，造成行政权力与职务的重复建设，国家的文官体制极不正规，随意性很强。让这些人没有官衔和有个本是多余的官衔，国家的财政负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国只要有了“官”，也就有了相应的“派头”，事实上国家财政养“派头”，要比支付实际工资福利要花费得多，少的不说，起码职务费这一块国家财政是要多出的吧，到下面去招待费是省不了的吧，办公室、秘书、车、司机、汽油……都是不能少的吧，各自用公款做点人情，拉拉关系，或搞点个人好处，也是极难完全杜绝的吧，有没有人千百万的贪赃谁也不敢百分之百地打保票说“不”吧，既然是个大官，张口向财政上打些“招呼”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吧，从这些角度上推算，国家每增加一位党政大员，实际上不知道增加了多少财政负担。

从我国历史上看，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周、汉、唐、宋、明、清等国祚绵长的各个朝代，夺取政权后几乎都能在初中期兴盛起来，而又几乎都是国运越往后就越不行了。这其中固然有不少其他因素，但很显然国家财政在建国初期所养的人口数量比较少，官爵俸禄定制较为慎重，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的利民政策在财政上行得通，同时整个上流阶层在这一历史阶段，思想道德及精神境界往往经战乱洗礼后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国家在这一时期也更乐于接受贤能的人辅佐国政，往往能实施一些好的经济政策，广开税源。但越往后国家财政养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入不敷出的情况越往后来越严重，上流阶层生活越往后来越奢侈，朝政越往后来越败坏，官员普遍是越往后来就越腐败贪婪，民众负担越往后来越沉重，社会矛盾越往后来越激化，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一经水旱地震、饥荒瘟疫、兵灾边患等冲击，就会加速崩溃，并且统治者为苟延残喘，出现财政问题后最终都以加重民众负担的方式在进行实际运作，从而引发社会更深层次地普遍不满和怨恨，为覆灭埋下祸根。

虽然我国当今的社会生产力和税源基础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的，但我国当今财政所养的人口总规模也是历史上最大的，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还面临如下新情况：

一、企业退休人员从总体上看也是逐步增长的，因此企业生存发展能力最终不可能不受到拖累，国家税源基础从长远看并非没有极限。日本的众多企业如今实质上就普遍遇上了这一问题。人们所说日本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较大规模的退休职员薪金福利负担的拖累，则是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没彻底摆脱之前，日本经济要想恢复昔日雄风，恐怕还是相当困难的。

二、我国财政赤字已经有近2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虽然从短期看这种支出十分必要，并且借助目前劳动力工资水平低、银行利率低，赶紧干一些大事十分有利，但同时这也是在为将来的财政危机“添砖加瓦”。

三、国家财政在完成应对不测事件、军事冲突、化解金融呆坏帐、维持经济增长、增加科教投入、改善卫生防治条件、生态环境治理、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等等任务的同时，也同时在增加自身更深层次的危机。

四、我国不少地方政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财政困难，经常发不出工资的地方财政困难户很多，不少地方政府也有高额财政赤字，或拖欠大量的银行贷款等。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应的经济增长规模来进行消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只看当前，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的确是逐年在大幅度攀升，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只有愚不可及的民族才总是只关注消极因素的恶化期和积极因素的高潮期，从而使自己永远既解决不了消极因素的恶化情况，也追赶不上积极因素的发展高潮。我国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应着手酝酿利于国家财政长远发展的变革。比如论证由“党政二元制”逐步向”党政一元制“过渡的可能性；进行文官体制的正规化建设，以大幅度缩减官员队伍的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工薪供给模式改革；实行官员交通费用货币化（即把交通费用以工资形式发给个人，国家不再包管配车、用油、司机、车辆维修、过关等费用，至于发给官员的交通经费，因骑摩托车节约了或因玩“大奔”超支了，都完全由官员自己负责）；减少政府公务员固定岗位，增加雇用临时文职劳务的机会，从而扼制退休人口数量的增长规模……。

(王世军2003年9月27日于湖南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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