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关于‘人’的概念──兼论儒墨之争的一桩公案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西方学者多人以‘语言’分判人与禽兽，古代儒家显然不同意这项标准，引鹦鹉为例而斥之。当然鹦鹉的语言与人的语言有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但古代儒家关心的重点在彼不在此，分辨之粗疏是可以谅解的。礼（与其同一范畴的义、人伦、仁）仍是古代儒家所独举的标竿。上引〈乐记〉中关于声、音、乐的分别，是古代音乐史上的另一课题，我没有能力也不必偏离本文主题去讨论。重要的是，〈乐记〉区分禽兽、众庶、君子三个层次，再次地表现了古代儒家除了以生物学标准分判人兽之外，更提出了文化的标准。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固然高于禽兽，但相对于知礼的君子，显然是‘近于禽兽’的。‘乐者，通伦理者也’，故君子知乐，因以知礼。也因为君子知礼，所以可以‘审乐以知政’，‘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君子因为知乐知礼，所以有德，而取得了治人的资格。
讨论至此，得到了个结论，不只是孟子，古代儒家皆以其认同之人伦秩序（相关的概念包括︰仁、义、礼、五伦）分判人与禽兽。显然古代儒家提到‘禽兽’一词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辱骂用语，而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背景。但也留下了几个问题︰义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古代儒家所理解的‘君子’与‘庶民’是什么？人兽之别的文化标准在人世秩序的构成时发生什么作用？以及墨子究竟如何判别人兽？墨子的‘兼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与伦常观念？
〈三〉墨子思想中的‘义’与人兽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也曾论及人兽之别。〈尚同中〉云︰
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 .... 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 .... 。
此处用以分别人与禽兽的，是‘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人而无此，则如禽兽然。可见墨子同样以人伦秩序之有无分判人兽，而此人伦秩序之崩坏乃因天下之义不能统一。墨子言义者多矣，而以答县子硕问‘为义孰为大务’时说得最明白。墨子说︰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
〈贵义〉篇云︰‘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之为一国之相，不能则为之。’墨子对‘义’的解释，亦有‘恰如其分’之意。人群要成为一有机的整体，必须有别有分，人各有分，各尽其职，即是‘为义’。
然而此‘分’当如何决定？也就是，‘义’的来源是什么？〈天志中〉云︰‘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 .... 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义从天而出，因为天志是墨子思想中的价值根源。从天而出之义，则透过君长来制定每个人的分。
墨子以一同之义作为人兽之别的判准，义自天出，故尚同于天，乃能有一同之义。义的内容，或曰‘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或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除了家族与社会人伦外，似乎更强调社会分工，各司所职的层面。除了规定人的身分外，也规定了人的职业。墨子以为人须经由一同的义组合成社会，社会中必须有身分与职业两方面的伦理安排，才能免于禽兽之讥。但是孟子说他的兼爱说是无父，是否可以成立？如果成立，是在什么意义下成立？
〈四
《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另一把钥匙。墨子主兼爱，墨者夷之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驳之曰：‘夫夷之，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之二本故也。’墨子的兼爱说是‘爱无差等’，大致是不刊之论，但是否‘施由亲始’？这是第一个疑问？一本、二本，孟子之说并不很清楚，究竟二者何所指，此其二。
赵岐注此章以为‘天生万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之以他人之亲，与己亲等，是为二本，故欲同其爱也。’朱子集注则曰：‘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赵岐和朱子都正确地以墨者二本之说为不分辨己之亲与他人之亲，儒家‘爱有差等’之说即建立在对己之亲的凸出之基础上。但是这么说终是将此章儒墨之别抽离了时空脉络，离事而言理。一本二本之别，必须从古代亲属关系的脉络才讲得清楚。
一九三○年代成书的方授楚《墨学源流》，于末篇尝言《礼记》〈礼运〉篇大同之义，乃原于墨家。方氏云︰‘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孟子所诋为兼爱无父，《汉书》〈艺文志〉所讥推兼爱之极而不知别亲疏也。’[15]梁启超也认为‘墨子的兼爱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16]〈礼运〉大同，史学家亦曾以为不只是儒家的空想，其实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中是曾实际存在过的。杜正胜师以为那是古代社会从村落到国家的发展脉络中村落的阶段。[17]李亚农则以为那是原始公社阶段的特点，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正是亚血族群婚的说明。[18]?其实更早以前，在1923年，陶希圣即指出︰儒家所宣扬一本之社会伦理，乃由周代严格宗法制之社会组织出发；墨家二本之说，则源于无严格宗法制之商人。因为未确立嫡长系统，各个成员在族群的地位没有一本的树干作为准则，而以当事人两者的相互关系来计算亲等，故为二本。墨家的社会根源，则为殷商的亲属结构。[19]当然，上述各家说法中，也有些疑问，例如︰《淮南子》〈要略〉云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陶希圣却说墨学源自殷商之社会组织。还有，亚血族群婚的内容是什么？
李亚农解释亚血族群婚为两个集团男女互为夫妻的制度，而昭穆制即为亚血族群婚的遗迹。[20]其实李氏所谓的亚血族群婚，即社会人人类学家调查古代或原始部族的亲属结构与婚姻制度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制度︰一部落中分为两个严格外婚之氏族，而此二氏族相互通婚。[21]中国古代的昭穆制，李宗侗认为是婚级；李亚农认为是亚血族群婚的遗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设一部落中有相互通婚之两外婚氏族Ａ与Ｂ，Ａ之男子必须与Ｂ之女子结婚，反之亦然。若在一母系氏族制中，男子出嫁，女子承家，则父亲在此氏族之长屋生活，儿子必须到另一氏族的长屋生活，孙子则再回到本氏族，表之如下图例示︰
Ａ︰ 高祖 祖 己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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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多人以‘语言’分判人与禽兽，古代儒家显然不同意这项标准，引鹦鹉为例而斥之。当然鹦鹉的语言与人的语言有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但古代儒家关心的重点在彼不在此，分辨之粗疏是可以谅解的。礼（与其同一范畴的义、人伦、仁）仍是古代儒家所独举的标竿。上引〈乐记〉中关于声、音、乐的分别，是古代音乐史上的另一课题，我没有能力也不必偏离本文主题去讨论。重要的是，〈乐记〉区分禽兽、众庶、君子三个层次，再次地表现了古代儒家除了以生物学标准分判人兽之外，更提出了文化的标准。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固然高于禽兽，但相对于知礼的君子，显然是‘近于禽兽’的。‘乐者，通伦理者也’，故君子知乐，因以知礼。也因为君子知礼，所以可以‘审乐以知政’，‘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君子因为知乐知礼，所以有德，而取得了治人的资格。
讨论至此，得到了个结论，不只是孟子，古代儒家皆以其认同之人伦秩序（相关的概念包括︰仁、义、礼、五伦）分判人与禽兽。显然古代儒家提到‘禽兽’一词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辱骂用语，而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背景。但也留下了几个问题︰义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古代儒家所理解的‘君子’与‘庶民’是什么？人兽之别的文化标准在人世秩序的构成时发生什么作用？以及墨子究竟如何判别人兽？墨子的‘兼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与伦常观念？
〈三〉墨子思想中的‘义’与人兽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也曾论及人兽之别。〈尚同中〉云︰
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 .... 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 .... 。
此处用以分别人与禽兽的，是‘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人而无此，则如禽兽然。可见墨子同样以人伦秩序之有无分判人兽，而此人伦秩序之崩坏乃因天下之义不能统一。墨子言义者多矣，而以答县子硕问‘为义孰为大务’时说得最明白。墨子说︰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
〈贵义〉篇云︰‘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之为一国之相，不能则为之。’墨子对‘义’的解释，亦有‘恰如其分’之意。人群要成为一有机的整体，必须有别有分，人各有分，各尽其职，即是‘为义’。
然而此‘分’当如何决定？也就是，‘义’的来源是什么？〈天志中〉云︰‘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 .... 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义从天而出，因为天志是墨子思想中的价值根源。从天而出之义，则透过君长来制定每个人的分。
墨子以一同之义作为人兽之别的判准，义自天出，故尚同于天，乃能有一同之义。义的内容，或曰‘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或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除了家族与社会人伦外，似乎更强调社会分工，各司所职的层面。除了规定人的身分外，也规定了人的职业。墨子以为人须经由一同的义组合成社会，社会中必须有身分与职业两方面的伦理安排，才能免于禽兽之讥。但是孟子说他的兼爱说是无父，是否可以成立？如果成立，是在什么意义下成立？
〈四
〉、墨者夷之章一本二本说别解
《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另一把钥匙。墨子主兼爱，墨者夷之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驳之曰：‘夫夷之，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之二本故也。’墨子的兼爱说是‘爱无差等’，大致是不刊之论，但是否‘施由亲始’？这是第一个疑问？一本、二本，孟子之说并不很清楚，究竟二者何所指，此其二。
赵岐注此章以为‘天生万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之以他人之亲，与己亲等，是为二本，故欲同其爱也。’朱子集注则曰：‘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赵岐和朱子都正确地以墨者二本之说为不分辨己之亲与他人之亲，儒家‘爱有差等’之说即建立在对己之亲的凸出之基础上。但是这么说终是将此章儒墨之别抽离了时空脉络，离事而言理。一本二本之别，必须从古代亲属关系的脉络才讲得清楚。
一九三○年代成书的方授楚《墨学源流》，于末篇尝言《礼记》〈礼运〉篇大同之义，乃原于墨家。方氏云︰‘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孟子所诋为兼爱无父，《汉书》〈艺文志〉所讥推兼爱之极而不知别亲疏也。’[15]梁启超也认为‘墨子的兼爱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16]〈礼运〉大同，史学家亦曾以为不只是儒家的空想，其实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中是曾实际存在过的。杜正胜师以为那是古代社会从村落到国家的发展脉络中村落的阶段。[17]李亚农则以为那是原始公社阶段的特点，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正是亚血族群婚的说明。[18]?其实更早以前，在1923年，陶希圣即指出︰儒家所宣扬一本之社会伦理，乃由周代严格宗法制之社会组织出发；墨家二本之说，则源于无严格宗法制之商人。因为未确立嫡长系统，各个成员在族群的地位没有一本的树干作为准则，而以当事人两者的相互关系来计算亲等，故为二本。墨家的社会根源，则为殷商的亲属结构。[19]当然，上述各家说法中，也有些疑问，例如︰《淮南子》〈要略〉云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陶希圣却说墨学源自殷商之社会组织。还有，亚血族群婚的内容是什么？
李亚农解释亚血族群婚为两个集团男女互为夫妻的制度，而昭穆制即为亚血族群婚的遗迹。[20]其实李氏所谓的亚血族群婚，即社会人人类学家调查古代或原始部族的亲属结构与婚姻制度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制度︰一部落中分为两个严格外婚之氏族，而此二氏族相互通婚。[21]中国古代的昭穆制，李宗侗认为是婚级；李亚农认为是亚血族群婚的遗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设一部落中有相互通婚之两外婚氏族Ａ与Ｂ，Ａ之男子必须与Ｂ之女子结婚，反之亦然。若在一母系氏族制中，男子出嫁，女子承家，则父亲在此氏族之长屋生活，儿子必须到另一氏族的长屋生活，孙子则再回到本氏族，表之如下图例示︰
Ａ︰ 高祖 祖 己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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