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的社会时空结构，而且使之发生更加明显的相互转换。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某一具体实践过程结束之后，社会时间就以“积淀”的形式转换为人的活动空间；同样，作为晶化形式存在的空间结构也影响着并体现着人的活动的时间。在人类无数次的实践活动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主体实体化和实体主体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工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是由于“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因为时间的社会构成是由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自由时间，工人只能终生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基本没有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因此，要争取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消灭阶级，使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从而获得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现代科技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相对延长，由此也使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为扩展。社会实践反复证实着这样的真理：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就是因为社会时空的相互转换而发生变革的，而现代科技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则使这种转换更为明显、快速，从而也使现代社会的变革更为显著、剧烈，人类历史正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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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是相互观照、互为前提、互动发展的，而这种联系在现代尤为显著。因而，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各自都为对方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合理的评价参照系。  
社会时空是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视角和最基本的方位。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时间并拓展了人们活动的空间，从而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又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承担着巨大的科技代价。这些科技代价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某些重要价值的追求（可称之为机会代价）；主体为了发展科技而必须作出的价值投入，即成本；主体在获取或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的科技负效应或负产品；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或错误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科学技术的创价与代价及其间的矛盾，在社会时空中比比皆是。其中则以近期创价与远期代价的矛盾、局部创价与整体代价的矛盾最为引人瞩目。人们往往都以取得活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这种普遍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就在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时，自然界却经常对人类进行报复，人类活动的长远代价常常超出了其近期获得的有限的价值。正如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其创价、代价都呈越来越大之势，而后者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愈演愈烈，使现代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发展正遭受着严重损害。  
从社会时空角度对现代科技合理性的反思，实质上是对现代科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进行反思，是对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和规范。在现代科技合理性问题上，由于立场、标准、方法等的差异，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在技术发展中首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异化，然后感受到人与其文化和环境的异化，最后是人与人性本身的异化”[4]。由此，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它使现代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遭到摧残、恶化，可供支配的社会自由时间也严重萎缩。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不合理的，解决当前全球性难题等的必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乃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而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事实上，技术的控制为人类控制社会、控制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模型。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5]。在现代科技武装下的人类正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使社会代价愈益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状况都日益获得改善。因此，现代科技是合理的，人类应当信赖、满意于现代科技。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强调并且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现代科技的某一方面，它们对科技合理性的理解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  
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和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客观依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相对分离甚至对立这一事实，决定了科学技术的评价标准具有相对性，以至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只是相对的。在完整的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因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应用及其双重效应都不是无凭无据的，它归根到底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它的合理性最终也只能根据经济必然性加以说明，即利益原则支持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评价系统的解释、改进或取舍，它通过后者间接地支配、约束着人们的具体行为。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从社会时间看，这种利益既不限于眼前利益、当下利益，也不只是长远利益、未来利益，而是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从社会空间看，这种利益则既不限于局部利益、私人利益，也不只是整体利益、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的有机结合。换言之，作为进步道德基础的，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科学技术都必然有利于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必然能够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都

必然能够为人们拓展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合理的利益原则与正确理解的生产力标准是一致的。生产力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评价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基本标准。这里，应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不能将生产力的发展与有限时空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混为一谈。作为科学技术标准的生产力是个总体性范畴，是指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它的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趋势；其二，不能把发展生产力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分离甚至对立起来。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和物化形式，因此，它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自由时间和社会空间，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但是，由于经济价值目标与精神价值目标、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局部目标与整体目标等之间都经常地存在着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很尖锐。在进行科技评价时，应时刻注重：物是手段，人才是最终的目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眼前的局部利益的追求不能损害长远的、整体利益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以对大多数人的本性的摧残和对人的自由的损害、剥夺为前提，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现实中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完全一致起来。  
马克思对于科技合理性的反思，是与社会批判、社会革命相互贯通的。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时空、生存方式的影响，与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味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对抗。工人同其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合理的一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及闲暇时间的占有，工人的时间几乎只是劳动时间。马克思愤怒地揭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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