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在华的传播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的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１７］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的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人，他的《晓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现代形态的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的”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的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的潜力。
２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的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的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的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的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的”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的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的问题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的子集。特别是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的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的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１９］
第一位是卜弥格（
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将一套Kepler编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２０］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的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的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２１］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的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的”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的。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的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丙、《崇祯历书》对Copernicus学说的介绍和评价
我们再来看参与修撰《崇祯历书》的几位耶稣会士对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
参加这一工作的耶稣会士共有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罗雅谷（Jacobus Rho）四人。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略加增删改动，呈献请廷，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故此书之最后删订者为汤若望。
《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２２］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的11章，引用了Copernicus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２３］
更重要的是，还对Copernicus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的内容作了介绍和述评。这是Copernicus学说问世不到一个世纪时，耶稣会士在远东对此所发表的述评，因而无疑是天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
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Ptolemy）、曰亚而封所（按即Alf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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