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在华的传播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Copernicus学说是唯一正确的。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的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阮元完全了解蒋友仁对Copernicus学说的全面介绍，然而真理的力量竟未能征服阮元使他接受日心说。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Copernicus日心说的，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的”阻挠”呢？
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其它重要天文著作，除了前述”实非正解”一语，几乎找不到有什么攻击诋毁Copernicus学说的话语。而恰恰是阮元，不止一次攻击、否定Copernicus的日心学说，例如他攻击日心说，谓：
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３１］
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的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３２］
3 耶稣会士的历史功绩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
第一，Tycho体系在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密”，因此耶稣会士不可能、也无必要用这个比较优越的体系来”阻挠”在当时看来还不那么优越的Copernicus体系，而且在客观上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汤若望等人不仅不仇视Copernicus学说，事实上还向中国学者作了介绍和积极评价。
第三，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Copernicus学说的仍是耶稣会士。
第四，如果说介绍了Tycho体系，而未全面介绍Copernicus体系，就是”阻挠”中国人接受后者，那么干脆任何体系都不介绍又算什么？恐怕反而不是阻挠了？
因此，”阻挠说”是一个在史料上既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逻辑上又非常混乱，纯属”想当然耳”的、蛮不讲理的主观臆断之说。
在评价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功过时，他们是否阻挠
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耶稣会士是否只拿西方天文学中那些”陈旧落后”的内容来欺哄中国人？答案也是否定的。Tycho体系在当时并不落后，耶稣会士选择它有科学上的理由，已见前述。此外，耶稣会士还曾将欧洲当时非常新颖的天文学成果介绍进来。
例如，《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介绍了不少Galileo、Kepler等人的天文学工作。
又如，Galileo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获得的新发现，发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manuel Diaz）的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对此作了介绍。
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的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的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上距Galileo首次公布他的新发现不过二十余年，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交流速度了。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的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了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的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道路。靠陈货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的水平。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时，最重要的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的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的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的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漫长阶梯中的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的。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的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的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故本文的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的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的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的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的共同轨道。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的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的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的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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