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

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ν)，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νον)，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9］(23?/FONT>24页) 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索绪尔本人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他一会儿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会儿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的，因为：“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0］（107页）。因为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0］（107页）我以为既然语言对使用它的社会来说是强制性的，因而对它表示的观念来说也有强制性，因为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5］(525页) 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地位受到了动摇”［3］，那么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

仰先生还说：“哲学的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3］我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地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绝对知识”，达到了哲学。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7］（93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11］(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晦涩，但又包涵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棗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棗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1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13］(9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理性具有明显的能动性，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这种能动性必然能够寻求到与自身相符合的语言学表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哲学与语言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使哲学家的思考在语言载体的基础上更有成效。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思想之实事并不是通过发动一场关于‘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的空谈就可以达到的。一切都只取决于：存在之真理达乎语言而思想进入这种语言中”［14］（405页）。　

二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3］。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

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的要素与演进》一文中已经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的重大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种彻底决裂”［１５］。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3］。事实决非如此。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7］(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12］(172页) 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马克思在早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研究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

《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