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

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8］(267页)。所以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并不是远离了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思辨地具体地把握着了他生活的时代。仰先生继续写道：“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3］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同时认为，意识对生活具有反作用。然而，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6］(592页) 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以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去面对现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实现对现实的革命变革。所以在这里与仰先生的论断有所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

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6］(591页) 这就是说，当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被分化出来的Caputmortuum; 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棗尤其是棗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16］(591页)

我以为仰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通常的哲学错误，即片面地执著于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对形而上学的决定作用，但忽略了形而上学是人类头脑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最高抽象，是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超验思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的思维活动，是“高耸入云”(恩格斯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就是以“回归现实生活”来反对哲学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但是离开了哲学本体论，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在超越的本体界，人的思维才能不受他物的影响，一切“出自”“自己”(叶秀山先生语)，把哲学提高到自由的境界，从而发挥哲学超强度的信念力量，塑造高尚的理想人格。由于对“抽象原则”的轻视和拒斥，使西方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沦为一种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美国存在主义者巴雷特就曾经指出，现代西方人已变成了三重异化的人：与自然、与其他的人、与自己异化的人。正由于如仰先生所说“福柯将现代意义上的疯癫看作是近代理性进行区隔的结果”［３］（其实福柯并未停留在将疯癫看作是对近代理性的区隔，他以他的全部非理性主义极力证明疯癫是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中活动），因此福柯哲学的边缘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江民安先生在《后现代性的谱系》中在评述福柯的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要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物合法化。”［4］(009页) 这里所谓一切“怪异物”是什么东西，读者可以读一读福柯的著作就会清楚了。其实，“疯癫”被引入哲学并不是福柯的发明，早在叔本华那里，对“疯癫”就作了入木三分的阐明（在文艺复兴时代，疯癫大致只局限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爱拉斯谟的《疯狂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不过，叔本华对疯颠是否定的。他说：“疯癫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产生完全失去记忆的现象；因此这个疯人就再不能对任何不在眼前的或过去的事物加以考虑了，他完全只是被决定于当前一时的高兴，联系着他在自己头脑中用以填充过去的幻想。所以接近这样一个疯子，如果人们不经常使他看到［对方的］优势，那就没有一秒钟能够保证不受到他的袭击或杀害。 棗疯人的认识和动物的认识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是说两者都是局限于眼前的；而使两者有区别的是：动物对于过去所以是根本无所知，过去虽以习惯为媒介而在动物身上发生作用，例如狗能在多

年之后还认识从前的旧主人，那就叫做从主人的面貌重获那习惯了的印象；但是对于自从主人别后的岁月，它却没有什么回忆。疯人则相反，在他的理性中总还带有抽象中的过去，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去，只对他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是经常的，也可以仅仅只是当前一时的。虚假的过去的这种影响又妨碍他使用正确地认识了的‘现在’，而这反而是动物能够使用的。”［6］(269页) 因此，我以为要像福柯那样对理性进行绝对的区隔，哲学就不再是人类的哲学，而质变为兽性的体验，那么，换妻俱乐部、裸体游泳场、野人屋……将不断出现，人类也将倒退到洪荒的动物时代。而且按照叔本华的理解，这种倒退到的程度，还低于动物的水平。马克思也有类似论断，说人一旦失去理性，他就比最凶猛的动物更残忍、更可怕。　

三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与动物具有本质区别的“人之生存如何可能”，在我们面前立即展示出三种哲学维度：第一，“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社会维度；第二，“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理智基础上的伦理学维度；第三，“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形而上”维度。如果说第一种和第二种维度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础维度和高级维度，那么，“人之生存可能”的“形而上”维度则是它的终极维度。这种维度不仅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对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追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生完善的追求，是一种绝对的追求，它始终指引着、甚至规范着人的当前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和具有历史暂时性和相对性的政治伦理现实。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感性，甚至理智(即悟性)中去实现，只能在理性中展示她的真、善、美的价值，因此它必然是剥离了具体时空的、超越人的当前存在的纯真的精神境界。当代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也说：“从根本上说，因为人身上总有某些东西无法被世界社会满足：对真实、高贵、伟大的渴望。这些渴望表达在人的理想中。”［17］（129?/FONT>130页）古希腊哲学家的贡献就是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研究现象世界，而是要探讨现象背后的根源和本质，因此哲学的最高本体必然是“被剥夺了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始基”，这一伟大贡献使上千年的哲学史得以延续。但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点又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这就是抽象的‘一’与‘多’的关联。这种关联恰恰是唯心论的。”［3］仰先生还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第一次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去中心化过程”［３］，这又是仰先生的虚构。（当然，福柯等人把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拉扯在一起，说成是“去中心”的开创者，也是一种天国的神话。）实现形而上学去中心过程是起始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了它的颠峰状态。而马克思的一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哲学中心论的。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棗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16］(121页)

《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