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自力救济性质分析与对策研究
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一般性权利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即在政治、社会、道德方面逐渐为国民熟知，并深入到人们法律意识中去的阶段。[15]对于环境权所揭示的环境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把实现环境权的理念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环境权主体的广泛性与内涵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其成为民事权利的可能。因此，尽管深受环保浪潮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均没有规定独立的环境权。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也鲜有依据环境权裁判的案例。
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指出：……每个人都享有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享受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如果给予环境权至高的力量，就会有产业停废的危险。……把环境权看作是排除一切利益衡量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来约束法院是不对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目的应当是在与其他法益实现相互协调之下达到的。[16]可供参考。
2，环境污染侵权
而公众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否受到侵犯，需要分析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同传统的民事侵权类型相比，在主体、客体乃至内容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17]基于上述原因，环境污染侵权理论经历了“过失客观化”、“违法即过失”到过错推定，乃至最终无过错责任的确立。[18]其构成要件具体包括（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19]成立环境污染侵权时，污染行为还需不具备法定的免责条件。
至此，判断环保自力救济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关键在于对企业行为性质的认识。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环境领域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充满了争议。
3，环保自力救济可否构成正当防卫？
（1）企业排污行为的性质
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污染环境的行为本身具有价值双重性。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往往是伴随着合法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为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协调平衡，国家一方面允许污染企业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排污限制在公众可以“忍受的限度”内。因此，在存在环境污染的情形下，需要运用利益衡量的手段，做出有利于企业或者受害者的不同判断，进而实施不同的法律调节。[20]
利益衡量是指造成损失与所获利益之间的法益衡量。“法益之衡量由高到低区分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位阶。而同一位阶之法益，就财产法益而言，依然要做财产价值高低的衡量。”[21]
在具体的案例中，法院往往会出于政策考虑，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企业排污行为做出不同的裁判。
（2）环境公益的保护
由于环境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尚不成熟，因排污行为而遭受损害的环境公益，并不属于私法上的权利范畴。“权利的概念可以扩张解释，但不应包括公益。”[22]维护环境公益的任务，主要还在于国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环境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以惩罚为特点的刑事法律与以补偿、修复为特征的民事法律来协调。”[23]因此，环保自力救济的实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否则，人人皆以维护公益的法律化身自居，自力救济盛行，必然导致法律秩序的崩溃。
（3）环境领域中的正当防卫
环保自力救济是否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需要结合污染侵权与正当防卫理论，具体分析。
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法侵害而实施的，需要有不法侵害的事实存在。而企业的排污行为并非传统的民事侵权类型，纯粹无价值而是非分明。由于社会资源具有有限性，在具体案件中，国家只能在资源使用的冲突中做出选择，让当事人在某种条件下，享有资源使用上的优势。或者允许企业制造污染，或者允许公众安宁居住。利益的衡量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的排污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不法侵害。
在企业行为符合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对公众财产与人身造成侵犯的情形之下，可否实施正当防卫，仍存疑问。
正当防卫是针对非法的、非进行正当防卫而不能排除的不法侵害而进行的。[24]而环境污染却具有持续性、潜在性及不明确性的特点。往往利用环境为中介，然后作用于人身及财物，需要经过较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过程。环境污染通常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不断排污、长期积累而渐进形成的。单一原因造成污染的情形固然存在，更多的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根据环境污染的上述特性，认定环保自力救济满足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尚欠说服力。至于因环境执法不力，造成污染长期存在的现象，需要通过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以及司法机关的积极介入加以解决。制度的缺陷，应当通过法治建设来逐步完善，并不当然赋予公众实施过激行为的权利。
不容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急性的、突发性环境事故，如有毒有害物质的泄露等。对此应当允许实施正当防卫。然而突发性环境事故造成的污染，尽管可能损失巨大，但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环境污染侵权，不具典型性。实践中的环保自力救济，大多是针对累积复合型环境污染而实施的，鲜有该类型的相关报道。
由于环
《环保自力救济性质分析与对策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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