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
了其他自由主义者。从政治态度上看,卢梭是最真诚甚至最狂热的自由与人权的拥护者和人类奴役制度的死敌。他的著作充溢着追求自由的激情,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他宣称:“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ZW(〗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ZW)〗在西方
思想史上,或许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像卢梭那样,激起人们热爱自由和捍卫人权的激情。但是,他后来却通过人民主权的公意销熔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使个人自愿地向社会共同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将个人溶解于集体之中。这样,他就拒绝了自由主义而走向了极权主义。〖ZW(〗伏汉指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而到《社会契约论》,“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5页。关于卢梭政治思想的极权主义特征,在朱学勤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ZW)〗
?所以,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半截子自由主义者,只不过霍布斯是走向自由主义,而卢梭是走出自由主义。由于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具体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以,我们有时会截取霍布斯和卢梭思想的自由主义部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来引证和论述,这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的。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大体上终结于19世纪中期,但是我们看到,从那时起直到当代,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当代社会种种问题时,仍然不断向世人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话语,忠诚地守护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极力复活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如哈耶克、波普、伯林、诺齐克等。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按当代政治哲学的分类,可能属于保守主义或其它某种主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把他们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衣钵传人。〖ZW(〗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自我认同。〖ZW)〗由于他们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表达得更为透彻清晰,所以我们在引证古典自由主义某些思想时,有时会向下延伸,把他们的思想作为佐证。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发展的现代结晶,也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将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比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亨廷顿在比较各种文明的政治文化特征时,曾引证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证明:“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一位学者对50个国家的分析显示,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所以,“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ZW(〗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2—63页。〖ZW)〗
?的确,自由主义凝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声称,西方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从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曾经对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产生过影响或冲击,但它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结果是被其它文化所融合。只有西方文化被基督教重新塑造之后,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神髓的现代政治文化,才使西方政治文化在向外扩张时成为高势能文化。当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政治文化相遇时,其外缘的因素较容易被别的民族接受和吸纳,但其内核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最不易被别的民族所接受。也正是这一部分,使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文化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并受到了最顽强的抵制。
?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严复引进中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株嫩芽由于内在的水土不服和外部风吹雨打的恶劣环境,很快便枯萎凋零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成为历史的笑柄,不断被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宣传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人们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引出失败的必然逻辑:它失败了,它就不会成功;它失败了,它当初就不该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自由主义的幽灵在人们的挽歌声中再度远涉重洋,光临中国大地。经过一个世纪的轮转,在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自由主义似乎来者不善,它怀着更大的自信,挟着更强的势能。
?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一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中世纪末期自然出现和发育成长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为摹仿特意引进的。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市场经济,这是个不易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西方的历史中能够发现,有些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国家而不是万能国家带来的副产品,它需要一方面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和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如本文后面要指出的,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并立和冲突就创造了这个条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有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使个人和社会独立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充。而市场经济的成熟,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规范,特别是对其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对其权力的运用进行制约和监督,从而使个人和社会享有得到充分保障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样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耦合、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以往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 忽略两者的互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态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建制,也不会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已经确立了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一整套的思想和主张?
?尽管一些西方人已经在为自由主义高奏凯歌,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它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如此。不过,有一点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即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自由主义,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自由主义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我们思考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需要正视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对其作出抉择和取舍。这样,就尤其需要我们为迎接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作出知识上的准备。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认识自由主义的内涵、个性特征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在内容上如此的不同,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吗??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近代西方社会。它在产生时,表现为传统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对立物。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阐述其理论的。自由主义的三个理论基础,即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在当时都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的颠覆性特征。自然法理论树起了彻底否定现实社会的新的终极准则;社会契约论仿佛从传统社会的废墟上重新构筑全新的政治模式;理性主义则将现存的一切都押上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从近代史的断面去观察 《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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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或许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像卢梭那样,激起人们热爱自由和捍卫人权的激情。但是,他后来却通过人民主权的公意销熔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使个人自愿地向社会共同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将个人溶解于集体之中。这样,他就拒绝了自由主义而走向了极权主义。〖ZW(〗伏汉指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而到《社会契约论》,“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5页。关于卢梭政治思想的极权主义特征,在朱学勤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ZW)〗
?所以,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半截子自由主义者,只不过霍布斯是走向自由主义,而卢梭是走出自由主义。由于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具体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以,我们有时会截取霍布斯和卢梭思想的自由主义部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来引证和论述,这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的。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大体上终结于19世纪中期,但是我们看到,从那时起直到当代,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当代社会种种问题时,仍然不断向世人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话语,忠诚地守护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极力复活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如哈耶克、波普、伯林、诺齐克等。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按当代政治哲学的分类,可能属于保守主义或其它某种主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把他们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衣钵传人。〖ZW(〗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自我认同。〖ZW)〗由于他们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表达得更为透彻清晰,所以我们在引证古典自由主义某些思想时,有时会向下延伸,把他们的思想作为佐证。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发展的现代结晶,也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将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比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亨廷顿在比较各种文明的政治文化特征时,曾引证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证明:“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一位学者对50个国家的分析显示,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所以,“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ZW(〗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2—63页。〖ZW)〗
?的确,自由主义凝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声称,西方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从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曾经对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产生过影响或冲击,但它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结果是被其它文化所融合。只有西方文化被基督教重新塑造之后,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神髓的现代政治文化,才使西方政治文化在向外扩张时成为高势能文化。当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政治文化相遇时,其外缘的因素较容易被别的民族接受和吸纳,但其内核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最不易被别的民族所接受。也正是这一部分,使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文化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并受到了最顽强的抵制。
?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严复引进中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株嫩芽由于内在的水土不服和外部风吹雨打的恶劣环境,很快便枯萎凋零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成为历史的笑柄,不断被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宣传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人们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引出失败的必然逻辑:它失败了,它就不会成功;它失败了,它当初就不该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自由主义的幽灵在人们的挽歌声中再度远涉重洋,光临中国大地。经过一个世纪的轮转,在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自由主义似乎来者不善,它怀着更大的自信,挟着更强的势能。
?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一
方面是其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是西方人民族性格的表现,同时,它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自然产生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理性升华。那么,人们要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是否会有更多的人与自由主义产生共鸣?有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中世纪末期自然出现和发育成长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为摹仿特意引进的。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市场经济,这是个不易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西方的历史中能够发现,有些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国家而不是万能国家带来的副产品,它需要一方面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和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如本文后面要指出的,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并立和冲突就创造了这个条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有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使个人和社会独立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充。而市场经济的成熟,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规范,特别是对其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对其权力的运用进行制约和监督,从而使个人和社会享有得到充分保障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样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耦合、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以往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 忽略两者的互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态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建制,也不会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已经确立了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一整套的思想和主张?
?尽管一些西方人已经在为自由主义高奏凯歌,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它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如此。不过,有一点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即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自由主义,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自由主义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我们思考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需要正视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对其作出抉择和取舍。这样,就尤其需要我们为迎接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作出知识上的准备。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认识自由主义的内涵、个性特征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在内容上如此的不同,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吗??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近代西方社会。它在产生时,表现为传统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对立物。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阐述其理论的。自由主义的三个理论基础,即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在当时都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的颠覆性特征。自然法理论树起了彻底否定现实社会的新的终极准则;社会契约论仿佛从传统社会的废墟上重新构筑全新的政治模式;理性主义则将现存的一切都押上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从近代史的断面去观察 《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