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
，自由主义正是从对基督教神学及教会权威的批判和否定中产生的。在诞生时，它经历了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无情厮打和搏斗。对于按基督教原则所建立的传统社会秩序，自由主义或者是其颠覆者，或者是对这种颠覆所做的肯定和辩护。它诞生在那个革命时代，是具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是现代与传统决裂的产物，是与基督教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明的骄子。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至今仍对这个新文明的产生悻悻不已，惋惜“神圣时代”的逝去。
?然而，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不被两者在表面层次上的断裂、对立和冲突所迷惑，超脱近代史视野的局限，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能发现两者在深层里的思想联系。我们会看到，自由主义是在现代条件下对基督教政治哲学所设定的论域进行探讨的成果，它继承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在对人、对国家及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了二元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是为其填充了现代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纯粹思想史的考察，而是以更宽广的视野，即从政治文化的嬗变与继承关系上来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正是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激烈否定的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正是其产生的母体。它与基督教传统的厮打与搏斗，正是其从母体脱胎而出的痛苦分娩。〖ＺＷ（〗这里涉及到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常规现象，一种新思想产生时，它主要的对手往往是它的直接先驱或它的母体。〖ＺＷ）〗作为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种二元政治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所植根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同一政治文化是两种理论的基本操作平台，它们虽然相互对立，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它们都植根于同一文化基质。深层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表层理论的对立性与更替性适成鲜明对照。
?但是，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容易满足于对思想发展的表面联系的分析，而在对其深层联系的把握上裹足不前。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目前尚没有人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系统的研究。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观念是将基督教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文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断裂。“中世纪”即是黑暗、愚味的同意词，而基督教则是将黑暗带给中世纪欧洲的乌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基督教传统与近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便被忽略了。但当代学者一般都摒弃了这种观念，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从一般历史发展角度揭示了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联系。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西方人的血液——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别名。”〖ＺＷ（〗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99，199—200页。〖ＺＷ）〗另一位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owson)也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他在《欧洲的创生》一书中指出，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黎明，它标志着西方的转型，基督教文明的奠基，也就是真正“欧洲的创生”。〖ＺＷ（〗See He rbert J.Muller,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From the Dark Ages to Rise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32.〖ＺＷ）〗
?一些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者更进一步揭示了中世纪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联系。他们认为，中世纪
?最早致力于对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进行系统研究的A.卡莱尔(A.J.Carlyle)认为:“就文明的政治方面而言，中世纪与现代之间有某种深刻鸿沟的概念是错误的。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制度的历史是连续性的。文艺复兴是否真正代表了哲学和科学的新开端，这一点殊难确定，不过在政治观念和形式上，它肯定不是新的开端。”〖ＺＷ（〗R.W.Carlyle,A.J.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6vols.,New York,Barnes & Noble,inc
,1903-1936,Vol.Ⅴ.,p.2.该书作者为Carlyle兄弟，本书后面引用该书时，一律使用简称“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ＺＷ）〗在他看来，真正的断裂发生在城邦消亡和亚里士多德死后，从那时到现代却有着更多的连续性。“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政治思想史是连续的。形式在变，内容也得到修正，但基本概念却一以贯之”。〖ＺＷ（〗ibid.,Vol.Ⅰ.,p.2.〖ＺＷ）〗另一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专家W.乌尔曼
(Water Ullmann)强调政治思想的传承关系，认为需将事物的形式与内在本质区分开来，剔除不相关因素，以理解其本质和内核。他说：“在中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已经产生，这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诚然，我们对中世纪的思想已经很陌生，但细心的研究会发现，“尽管政治思想总是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遗传性。”〖ＺＷ（〗W.Ullman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9,pp
.7-8.〖ＺＷ）〗“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ＺＷ（〗ibid.,p.229.〖ＺＷ）〗晚近的学者J.坎宁(Joseph Canning)更具体地指出：“就政治思想而言，从13世纪到17世纪中期，才构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中世纪政治思想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其中原因之一是“中世纪观念和态度的遗物一直存在到17世纪”。〖ＺＷ（〗Joseph Canning,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300-1250,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Introduction,Ⅹ.〖ＺＷ）〗我们知道， 17世纪是自由主义形成的年代。这几位学者所讲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当然不限于基督教政治思想，但基督教政治思想无疑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体。
?许多西方学者在追溯现代自由的传统时，充分肯定基督教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西方自由传统的关系。他在论及自由的起源时阐述说，耶稣关于“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有过的束缚；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的主不仅颁布律法，而且创造实施的力量。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强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这种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涵义和价值。”〖ＺＷ（〗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55页。〖ＺＷ）〗?阿克顿的观点为当代学者所一再确认。菲特烈·华特金斯指出：“除法律概念外，二元社会观(social dualism)或许就是形塑西方文明特色的最大力量。”〖ＺＷ（〗菲特列·华特金斯 《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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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不被两者在表面层次上的断裂、对立和冲突所迷惑，超脱近代史视野的局限，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能发现两者在深层里的思想联系。我们会看到，自由主义是在现代条件下对基督教政治哲学所设定的论域进行探讨的成果，它继承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在对人、对国家及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了二元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是为其填充了现代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纯粹思想史的考察，而是以更宽广的视野，即从政治文化的嬗变与继承关系上来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正是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激烈否定的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正是其产生的母体。它与基督教传统的厮打与搏斗，正是其从母体脱胎而出的痛苦分娩。〖ＺＷ（〗这里涉及到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常规现象，一种新思想产生时，它主要的对手往往是它的直接先驱或它的母体。〖ＺＷ）〗作为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种二元政治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所植根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同一政治文化是两种理论的基本操作平台，它们虽然相互对立，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它们都植根于同一文化基质。深层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表层理论的对立性与更替性适成鲜明对照。
?但是，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容易满足于对思想发展的表面联系的分析，而在对其深层联系的把握上裹足不前。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目前尚没有人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系统的研究。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观念是将基督教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文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断裂。“中世纪”即是黑暗、愚味的同意词，而基督教则是将黑暗带给中世纪欧洲的乌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基督教传统与近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便被忽略了。但当代学者一般都摒弃了这种观念，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从一般历史发展角度揭示了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联系。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西方人的血液——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别名。”〖ＺＷ（〗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99，199—200页。〖ＺＷ）〗另一位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owson)也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他在《欧洲的创生》一书中指出，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黎明，它标志着西方的转型，基督教文明的奠基，也就是真正“欧洲的创生”。〖ＺＷ（〗See He rbert J.Muller,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From the Dark Ages to Rise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32.〖ＺＷ）〗
?一些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者更进一步揭示了中世纪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联系。他们认为，中世纪
政治思想是现代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或与现代政治思想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中间没有明显的断裂。
?最早致力于对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进行系统研究的A.卡莱尔(A.J.Carlyle)认为:“就文明的政治方面而言，中世纪与现代之间有某种深刻鸿沟的概念是错误的。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制度的历史是连续性的。文艺复兴是否真正代表了哲学和科学的新开端，这一点殊难确定，不过在政治观念和形式上，它肯定不是新的开端。”〖ＺＷ（〗R.W.Carlyle,A.J.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6vols.,New York,Barnes & Noble,inc
,1903-1936,Vol.Ⅴ.,p.2.该书作者为Carlyle兄弟，本书后面引用该书时，一律使用简称“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ＺＷ）〗在他看来，真正的断裂发生在城邦消亡和亚里士多德死后，从那时到现代却有着更多的连续性。“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政治思想史是连续的。形式在变，内容也得到修正，但基本概念却一以贯之”。〖ＺＷ（〗ibid.,Vol.Ⅰ.,p.2.〖ＺＷ）〗另一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专家W.乌尔曼
(Water Ullmann)强调政治思想的传承关系，认为需将事物的形式与内在本质区分开来，剔除不相关因素，以理解其本质和内核。他说：“在中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已经产生，这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诚然，我们对中世纪的思想已经很陌生，但细心的研究会发现，“尽管政治思想总是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遗传性。”〖ＺＷ（〗W.Ullman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9,pp
.7-8.〖ＺＷ）〗“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ＺＷ（〗ibid.,p.229.〖ＺＷ）〗晚近的学者J.坎宁(Joseph Canning)更具体地指出：“就政治思想而言，从13世纪到17世纪中期，才构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中世纪政治思想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其中原因之一是“中世纪观念和态度的遗物一直存在到17世纪”。〖ＺＷ（〗Joseph Canning,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300-1250,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Introduction,Ⅹ.〖ＺＷ）〗我们知道， 17世纪是自由主义形成的年代。这几位学者所讲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当然不限于基督教政治思想，但基督教政治思想无疑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体。
?许多西方学者在追溯现代自由的传统时，充分肯定基督教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西方自由传统的关系。他在论及自由的起源时阐述说，耶稣关于“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有过的束缚；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的主不仅颁布律法，而且创造实施的力量。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强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这种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涵义和价值。”〖ＺＷ（〗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55页。〖ＺＷ）〗?阿克顿的观点为当代学者所一再确认。菲特烈·华特金斯指出：“除法律概念外，二元社会观(social dualism)或许就是形塑西方文明特色的最大力量。”〖ＺＷ（〗菲特列·华特金斯 《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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