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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现代化进程的祭品


姆雷特看来并没有负载着罪,他举起的复仇之剑便不得不暂时收了起来。从这一点看,哈姆雷特并非像别林斯基说的是犯了“人格分裂症”,哈姆雷特的心性气质始终是一致的,价值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正是其心性气质中的价值优先原则,使哈姆雷特陷入了延宕之中。
    二、
    由上,是生命价值优先原则本身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还涉及悲剧冲突的问题。舍勒说过,“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1)(P254)“若干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相互抗争,其中的一个载体因而毁灭,”1)(P260)才有悲剧性可言。哈姆雷特无疑是价值的载体,但并非纯粹就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同时还是某一正当社会秩序价值的载体。这一点从哈姆雷特所面对的两难选择即可见出。
    哈姆雷特是《哈》剧冲突的凝结点。在他身上,凝聚了与克劳狄斯、与葛露忒德、与莪菲莉亚、与莱阿替斯及与罗森格兰兹和纪尔顿斯丹的冲突。这些冲突无疑都是因哈姆雷特要复仇而得以展露的。但是真正的冲突在本文看来却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优先性的相互抗争,落实在哈姆雷特身上就是重整乾坤与确认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抗争。
    人心秩序在前述已有描述,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是什么呢?以史鉴今,以外国题材反映英国天空下才有的事情,莎士比亚这一创作特点已得到公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就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与文艺复兴英国的的理想秩序观念格格不入。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3)(P84)但现实的具体的人事物却往往突破既有秩序,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哈姆雷特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从总体上是感到失望的:
    我心情如此沉重,直觉得大地这一幅大好的框架是伸到茫茫大海里的一座荒凉的山岬,天空这一顶极好的帐幕,你们看,这一片罩在头顶上的豪华的苍穹,这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房顶,啊,我觉得也无非是一大堆结聚在一起的乌烟瘅气。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二幕二场)
    “哈姆雷特是以一种讥讽的口气讲的这段话,”3)(P85)这既是哈姆雷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同时更是哈姆雷特的一种时代秩序观念的反映。总而言之,在哈姆雷特看来是: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一幕五场)
    这一句感叹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一、时代脱节了。像天神一样的父王突然暴死、叔父与母亲结婚,这些都令哈姆雷特感到恶心,表明哈姆雷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并不满意。二、要重新整好。它并非是为父复仇的动机,而是为父复仇的目标。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三、真糟。哈姆雷特并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相反地却认为这是真糟的事。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在历史中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糟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说的哈姆雷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4)(P465)倒有一定的道理。在时代脱节的情况下,哈姆雷特无法找到自己人心秩序安顿的地方,而这于他却是最紧要的。
    重整乾坤的任务与“真糟”的感觉已经见出了哈姆雷特内心冲突的端倪。可以说,在社会秩序失范、人心秩序未曾安顿时,哈姆雷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时代不相融的断裂感。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并非是把重整乾坤当作最优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要担当这一责任。与其说是哈姆雷特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
    哈姆雷特并没有循此任务在个体心态中去论证要重整出个什么样的时代。在整个《哈》剧中,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理想的描述。哈姆雷特在个体心性气质上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何在的思想者。老国王鬼魂不由分说地要哈姆雷特承担复仇的任务,哈姆雷特在外力的突入下不由己地把重新整好时代当作了属己的责任。非自主选择的任务与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气质是如此的不相符合。不属己的重新整好时代的任务落在一个沉思生命意义的哈姆雷特身上,便有了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相互抗争。哈姆雷特悲剧在本质上就是这一抗争的体现。哈姆雷特是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双重价值的载体。哈姆雷特由延宕转入“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即是两种价值抗争的结果。
    哈姆雷特这一转变在外因上是受了福丁布拉斯军队的刺激。福丁布拉斯在剧中虽只是个配角,与哈姆雷特相比,他表现出了哈姆雷特身上所没有的实用精神。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
    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
    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
    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
    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
    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
    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
    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
    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
    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
&

nbsp;   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四幕四场)
    学界分析哈姆雷特这段独白往往认为这是哈姆雷特性格的转折点,是哈姆雷特从延宕转入行动的关键。从表面看来是不错。但问题是,以哈姆雷特对生命价值的偏爱,怎么会在一受福丁布拉斯士兵的刺激就“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呢?哈姆雷特准备流血以及要让别人流血的念头像他对生死的思考一样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行动之间如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哈姆雷特的性格必然是不统一的。从哈姆雷特的独白看,哈姆雷特尽管下定复仇的决心之时,也没忘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的内心深处还在不断地询问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他说:
    可是究竟是由于
    禽兽的健忘呢,还是因为把后果
    考虑得过分周密,想来想去,
    只落得一分世故,三分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
    只管在口里嚷“这件事一定要做”,
    而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办法
  

《哈姆雷特:现代化进程的祭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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